“我之所以把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是因为虽然国家规定营利性医院享有自主定价，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为了生存，其价格不敢也不会高于公立医院，那么，一旦选择营利性，不仅要纳税，而且很难进入各类医保定点，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不过，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于是一些医院就会在这个方面弄虚作假，我们医院好在是独资，所谓肉烂在锅里，这方面需求还不迫切。”
本刊记者了解到，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划分医疗机构性质的原则之一是“自愿选择与政府核定相结合”，但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
戴明说：“对医院核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实是政策的空转，因为这个政策缺乏细化、缺少配套。比如，公立医院都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但他们不追求利润吗？民营医院大多定位为营利性，他们又有多少能大笔获利？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不该营利的盈利了，该营利的没有盈利。”
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2008年之前，国家对民营营利性医院实行为期3年的税收优惠，此后，其将承担8%左右的税收义务。后经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等单位、人士的努力，国家宣布对其免税，但很多地方至今没有执行国家政策。反观公立医院，不但没有税收负担，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这大致占其总收入的5%～10%。
而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时，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几乎是一些民营医院的“灭顶之灾”——不仅余下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且面临来自几乎所有相关医院的竞争。戴明表示，“庆幸我市的民营医院能较早获得医保、新农合等的定点，但就全国而言，尚有不少民营医院未能得到这个待遇。”
说起这种种“非国民待遇”，戴明的语调有些激动：“很多人都认为，民营医院就是为了挣钱，即便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也不过是换个马甲，其目的仍锁定挣钱。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只要是医院，就必然承担着一定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担负着周边居民医疗保健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医院发展得好，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倘若其发展不好，则由投资人自己买单，换言之，政府只分享利益而不必顾及风险，此种情况下，我实在想不通有关主管部门为什么还不把政策给足。”
人才“梦魇”
戴明说，人才问题是他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我们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高出很多，但是，我们很难吸引人才。”
他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谁都知道，公立医院的医生，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红包回扣，所以我们10多万的年薪，对高职称医师根本没有吸引力。”
戴明解释说，从民营医院的自身利益讲，它需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因此，它自然就会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同时，对公立医院屡禁不绝的药品回扣，由于民营医院在药品采购时会尽量在市场上寻求同质低价，药品的利润空间势必压低，药品销售人员也就不会给医务人员回扣提成。
戴明认为，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比如，福利、户籍、职称晋升等。
一些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目前，在很多地方，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原因大致包括：其一，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而且很难有时间、机会写论文、做研究；其二，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但由于民营医院大多没有完全纳入全行业管理，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老的老、小的小’”，戴明说，“偶然出现一两名中青年专家，人家要么是在原单位遭遇排挤，要么是因为超生不得不离开，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职的非常少，所以，民营医院的人才梯队往往很不合理。”
“东岸医院”已基本形成了骨干队伍，“一般来说，一级公立医院只有两三位中级职称人员，我们有20多名高、中级职称人员，但我们的问题是，队伍的稳定性比较差。”
戴明说，由于福利待遇以及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等原因，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生也往往把民营医院当作跳板，工作不到一两年就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
“广大农村、社区缺的不是药、不是设备，而是人，是那些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戴明感叹，“对这些人，公立医疗机构按资排辈的薪酬待遇往往敌不过民营医院许下的高薪，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调整好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民营医院有信心招募到优秀人才，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医生还是想干干净净地赚钱。”
“背黑锅”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近乎“恶劣”的生存条件，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选择进入。
戴明告诉本刊，从他开办医院至今，该市的人口总量大致上升了20多万，民营医院也增加了3家。
在这个市场格局中，已经有人开始搞“小动作”。戴明说：“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住院量大，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比如，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住院手术费3000元，给乡村医生的提成就能给到600元，说穿了，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营医院几乎自初起之时就在承受公众对其诚信的质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出现，其被指为瞄准皮肤病、性病的市场缝隙，把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在牟取惊人暴利后，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坑蒙拐骗”的印象。
其后，一些民营医院被指继续使用欺骗诱导、过度医疗、虚假广告、假劣药品等手段，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如同一个“撒过谎的孩子”，甚至是“爱撒谎的孩子”，公众对其始终不能放心。
戴明说：“投资医疗卫生领域，只能追求投资回报的稳定性，而不能寻求投资回报的丰厚性。事实证明，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利尽可能多的投资者，采取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也祸害了行业风气，最终是让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
“你讲诚信，他不讲诚信，你还要跟着他一道背黑锅，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理念、信念自我安慰，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让我们再赛一程。”
戴明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我工作过的那两家公立医院发展都非常迅速，可以说，比我们当地所有民营医院的形势都好。”
说到这里，他掐灭手中的香烟：“如果真的技不如人，关门失败我也认了，但现在是，医疗市场尚不公平。我只盼望，让公平来得更快些吧。”□(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及医院名为化名)
《瞭望》文章：“长庚”艰难登陆
“有关部门既想引入长庚医院动员社会资源，又担心‘鲶鱼’凶猛，令自己庇护多年的公立医疗体系崩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厦门长庚医院自2008年横空出世，其“鲶鱼”的身姿至今仍未清晰。
这是台塑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医院。经两年多的发展，目前该院日门诊量约1800人次，住院人数400左右。
而台塑集团1976年开办的台湾长庚纪念医院(下称长庚医院)，仅用3年时间即冲破岛内公立医院的垄断并宣告盈利，在业界传为“神话”。
“目前大陆医疗的种种体制弊端，如红包回扣、管理低效等，与台湾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非常类似。”厦门长庚医院行政中心特别助理何国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这正是诸多业内学者对厦门长庚医院寄予厚望的原因。
不过，复制以往的“神话”并不容易——何国豪说：“我们内部有定目标，但以目前这种环境，3年还是不够。”
政策障碍
为进入中国医疗市场，台塑集团原董事长王永庆早已付出近20年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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