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司空见惯的许多现象，未必就正确和理所当然。邱炯/插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