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
作者：于建嵘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
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蚁族”的阴影与光亮
“蚁族”不是蚂蚁，却有“高智、弱小、群居”的特征，故得名“蚁族”。他们多是“80后”大学毕业生，虽曾接受高等教育，但收入却很微薄。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其带入公众视野，“蚁族”群体普遍扎根在城中村，那里房租低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聚集在此。
“蚁族”生活：房租300元自己做饭。“蚁族”收入微薄，生活能省则省。“城中村里的房子租金少，村子越往深处的越便宜”，师范类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小王就选择了这种地方，一人住着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单间，300元房租，吃饭都是自己打点。
“蚁族”工作：收入刚能养活自己。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很多毕业生第一份工作都是先养活自己再谋发展。
“一天曾经投过一千多份简历，那绝对是海投，最后邮箱基本上都爆炸了，而回信想正式见面的却寥寥无几。”在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小刘看来，“天之骄子”这个说法，如果有人和他开玩笑，就会觉得是一句骂人的话。
通过采访，这部分大学生群体普遍认为自己不属于底层公众。他们认为，底层公众一个最重要标准就是收入，他们还能够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其次拥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让他们觉得自我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底层公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很难融入到社会的中层和高层，但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追求达到社会中层与高层的收入标准并能很快地融入到这些群体当中。他们普遍认为自我的文化修养能让他们与同等收入人群隔离开来，与底层公众划清界限。
在采访中，人民论坛记者发现“蚁族”们大多有自己的梦想，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五年内有房等。这些梦想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到现在，我依然要重新开始，可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一位“蚁族”如是说。
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
● 于建嵘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欠佳的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 “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失业农民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农民工关注的是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
然而，“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走进“底层知识青年”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保住他们向上流动的渴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什么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
作者：长子中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
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不安分”的新生代农民工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虚拟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但同时他又是真实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是对这群流动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3年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打工的年轻小伙子小孙，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河南小伙子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昨天去佛山，今年去东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这是老李对儿子李安强的评价。老李来自江西宜春，在广东打工已经有9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将钱寄回家，让在农村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等到将来自己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能回到农村舒舒服服地养老。
但是，作为年轻一代，儿子李安强已不满足于此，现在进城打工，挣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和寻找发展空间。“我希望能尽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强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如果岗位有前途，即使不给钱，从学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强说，做普工学不到东西，没有发展空间。自己频繁跳槽，是为了找到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什么阻碍他们的上升通道
● 长子中
尽管政府已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但仍未享受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待遇，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双缺”的情况下，体制和政策障碍、社会权力资源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素质障碍、组织行动障碍、社会声望与地位障碍使得他们的向上流动比较困难。
缺乏资源(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局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化的地位，其基本权益往往易受到侵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自然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先赋性因素先天缺失，后致性因素后天流失，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难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十二连跳”也许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自己家乡的人比，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对象是城里的新生代，这无不让他们产生愤懑。代际贫困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而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仍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将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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