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的特大城市，也是世界性的特大城市之一。刚刚结束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演绎了城市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在上海世博会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及各大企业的成功展示，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城市生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提振了破解能源、水资源及环境等重大难题、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勇气。特别是，在世博会期间，各民族个性化的文化，在同一个世博舞台上展示，和谐相处，相互交融，体现了人类城市化发展中解决多元文化磨擦和冲撞的智慧。
世博会上有一件展品让世界瞩目，这就是《清明上河图》。世博会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将《清明上河图》这一件国宝原作中的人物及场景活灵活现地演示了出来，令人拍案叫绝。这同时也更使中外参观者了解我国古代清明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活动内容及市场经济的状况，从而对“清明”从单一的节日层面的理解，赋予了更深的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今天，如何演绎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以彰显环境的清明，文化的清明，特别是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正是当代人类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下面我说三个问题：
一、清明节已经成为上海这座特大城市的盛大节日，再一次证明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家园”的特殊本质，以及它所具有的民族进步发展的“动力功能”，因此，历经朝代更选、世事变迁、社会动荡，中华传统文化依然以其特有的生命力而绵延至今。这也可以从清明节在上海这座特大城市中由衰转盛的演变中充分表现出来。
上海是一座我国开埠最早的移民城市之一，五方杂居，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的移民为多。当今居住在中心城区的“老上海人”，有许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影响，而逃难到上海来寻找新的活路的，在这同时，也将全国各地的传统文化习俗带到上海，相互交汇融合，渐成与城市变迁相适应的“海派文化”。这对清明节的影响也较大。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始遗体火化的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就建了火化场。解放后，特别是在1956年之后，上海开始了大规模推行遗体火化的殡葬习俗革命。这种殡葬习俗革命，对清明节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上海的中心城区，清明节不再成为城市居民的“共同行动”，而仅是居民在逼仄的空间中的“个人行为”。为了防止遭到非议，这种“个人行为”也是悄悄地进行的；而在农村，则基本保存了传统的清明节中的祭拜扫墓习俗。
清明节的逐渐复兴，发生在改革开放30年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唤醒了市民深藏于心里的对先人、先祖的思念之情。本来是悄悄地进行的祭扫活动，开始公开化。出行祭扫的市民越来越多，每到清明，到苏州、无锡的火车、汽车，都是“人满为患”。清明节回归和复兴，在市民中已经涌动起来，并形成了不可遏制的墓祭浪潮。在2005年上海的《殡葬文化研究》杂志上，描绘了五年前清明扫墓所具有的“十大特征”：
1、清明期间出行人数不断攀升。上世纪末约为500万人次，到2004年约为600万人次。每年新增10万亡口，引来新增扫墓人流约40万/年。
2、清明扫墓时跨十天左右。期间，正清明前后的双休日出行扫墓者为最多。如正清明正值周末，该日最为拥堵。扫墓者一般为上午出行，下午返回，出现上午拥堵高峰。
3、扫墓人流去向以沪郊各公墓为主。相比之下，赴江浙扫墓引发的拥堵势头减弱。
4、扫墓出行，长途跋涉者多半为居住于中心城区的；农村居民以“就地扫墓”为主，到经营性公墓扫墓为少数。
5、扫墓的“扫”字的本义已淡出，鲜花上坟正成时尚。农村中已平地深埋的埋葬地，又起新坟头。
6、人流、车流“双流俱下”，以车流为主，拥堵中，以车堵为甚。
7、大车、小车“双车并存”，以小车为主；引发车堵的原因，主要为小车。
8、公车、私车均有，以私车为主。“公车扫墓”现象大为减少，私家车剧增。
9、墓内、墓外均堵。公墓广场人头攒动，但墓区中祭扫秩序井然，用于直接祭拜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小时；公墓外百车拥塞，常常动弹不得，寸步难行；公墓周边马路上车辆拥堵严重。
10、墓祭时放鞭炮、烧锡箔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但不呈强势状态。“哭坟现象”基本绝迹。
这十大特征中，值得注意的，墓祭人数在今年已超过800万了！其中的第三个特征表明，上海墓祭人潮，从潮向江浙，到潮向本市郊县。这内在的原因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兴建了一批经营性公墓。上海人在本地有了“死葬之地”，开始了“就地扫墓”的历史。
二、清明节的严重拥堵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研究其形成的机理。清明节的单一墓祭方式成为了拥堵的基本原因
从清明节的“十大特征”中可以看到，在上海，清明期间车水马龙，拥堵已是非常的严重。上海市政府十分重视清明排堵，但出现了“越排越堵”的景况，各种排堵措施均未取得显效。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的几百年中从来未曾有过的。在春节前夕，是六百万外工民工冒着严寒返乡，形成了十分艰辛而又壮观的“回乡潮”。而在清明节前后的十天内，则是八百万上海市民出动的“大下乡”。任何“排堵”举措都没能改变这种局面。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对此，学者们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四大假说”：
【假设一】“反弹说”：清明拥堵是巨大压力积蓄的大释放。压力越大，持续越久，积蓄的能量也越大，压力撤去后的反弹也就越大。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的压制，不可能改变人的心理本能和文化基因。人们仅把对祖先的思念和敬仰深深地埋到了心底。这种压抑，压力越大，时间越长，反弹就越强，犹如被深压入水中的皮球，一旦松手，皮球就会跃上天花板。
【假设二】“合力说”：内外、上下齐心合力，共同作用，把“清明现象”持续地推向高潮，一浪胜过一浪。
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它越来越使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敬祖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从而把公众的清明祭扫从本能式的心理反弹上升为科学认知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而越来越多的具有这种认知的公众因之加入到墓祭的队伍中来，又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墓祭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了使“清明现象”不断加剧的内在动力。
与此同时，又得到了来自于政府的对清明节的高度重视而形成的巨大推力，从允许到肯定，直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由国务院规定放国定假，终于形成了内外合力、上下联动的局面，从而把清明反弹式的压力释放的社会现象，演绎为上升式的持续推进的“清明现象”，越演越烈，一浪高过一浪。
【假设三】“累增说”：老龄化社会加剧，死亡率上升，年死亡人口攀高，每年为清明墓祭人群平添了数以万计的“新鲜血液”。
“清明现象”犹如普里高津所描绘的耗散结构，它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维持其稳定，那么，其来自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是什么呢？这就是墓祭者绝对量的增加。墓祭者中的“老人马”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数会有减少，即自然减员。但与此同时，由于每年新增了一批死亡人口，给清明节不断地增加墓祭者，甚增量远远超过自然减员，这种增量的年年增加，达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突变，即拥堵。以上海为例，按每年死亡人口10万人计，即每年清明扫墓队伍中要增40万人次，经10年的积累，则共为400万人次。老龄化的上海，将在较长时间内死亡人口呈现增长趋势，也就意味着清明上坟的队伍将不断扩大，拥堵情况将不断升级，交通瘫痪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
【假设四】“工具说”：公墓的大型化、集中化，与之相应的是小轿车普遍使用，使本不充裕的路面资源被汽车所挤占，拥堵更趋恶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原本高度分散的小型墓地，逐渐过渡为少数经营性的大型公墓，这种集中过程又伴随着小轿车的普遍使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众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物力，倾注于“生存之外”的敬祖上。特别是从“路上行人”转变为“小车上的行人”之后，清明敬祖活动中的占路情况不断加剧。
上述“四大假说”，从不同侧面回答了清明节的“大下乡”现象。但细细想来，我们不能不看到，当着人们把清明节仅仅当作单一的扫墓节的时候，这种“大下乡”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明习俗活动的单一化，已经成为“清明大潮”的深层次原因。我们都知道，清明节本是一个农事节气，起源于夏商时期，作为祭祀纪念活动，则发端于春秋战国，但作为民俗节日，却远在两汉之后，历史性的转变则发生在隋唐之际。在唐玄宗年间，将清明习俗“编入礼典，永为常式”，从民间风俗转为国家礼仪了。而之后，唐玄宗又颁令清明放假四天，到唐德宗时清明假期再拓展为七天。其后的五代两宋，都沿袭清明长假制度。《清明上河图》，正是在七天黄金周中的官民共渡清明长假盛况的写照。
清明不仅在假期上由短变长，而且，在内容上也日益丰富。从南宋开始，清明除墓祭之外，还包括了食青团、点燃新火、画卵斗鸡、插柳加枣、踏青植树、戴柳赏花，以及放风筝、荡秋千等各种活动。清明节兼备祭祀、岁时、农事、庆贺、游艺等各种功能，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节日。反视今天的上海人，在清明期间的活动内容十分单一，基本上是上墓祭扫，几百万人高度集中在同一个活动内容上，难以形成分流，拥堵也就难以避免的了。
三、清明节是综合性的文化节日，我们要传承正宗的清明节，再显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节在改革开放中复苏、兴起，现已成“大潮”，国务院又将之作为“非物质遗产”加以保护，并规定放假一天，使清明节更有了合法地位。但对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来说，清明文化究竟如何传承？仍是一个未曾解决好的课题。
上海的殡葬业界，在“如何过清明节”中，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且享有盛名。但民间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必须“官民结合，上下联动”才有可能把真正的把综合性的清明文化节复兴起来，尽快结束“单一扫墓”的畸形状态，从而把几百万上海人“分流”到多项活动中去，才有可能改变在“短时间（仅几天）、高人流（超过800万）”，涌向小空间（仅43家公墓）的窘况。
我认为，下面的几项活动是我们应先行起来的：
一是，广泛开展社区清明活动。社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目前的清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而上海的各个居委会几乎不开展活动的。社区居民少了一个在清明节期间互动的机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原本的“熟人社区”越来越少，“居住社区”越来越多，邻里之间相互不认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旦有事，难以形成互动、互救和互助。一个丧失凝聚力的社区是十分危险的，是经不起风浪的。但要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则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家家头上有神灵”。通过社区清明活动，对于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是很有作用的。
二是，合力举办“清晚”活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已成春节期间公众喜见乐闻的活动形式，但以“欢乐”和“炫耀”为主题；而清明节，同样应创办一个“清晚”，则是以“追忆怀念、沉思抒怀”为主题。通过“清晚”，让人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更多地除去急功近利的浮躁。
先人、先贤、先哲和先烈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今日“清晚”的艺术题材。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有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清晚”期间一展风彩，使非物质遗产从少数艺人中走出，走上高雅舞台，更加深入民间，以求发扬广大。
三是，全力推动社会各界协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唯有清明节是殡葬界“单打独斗”的。中秋时还有“月饼大战”，清明时连“青团大战”也没有，商家几乎没有动静，成为所有节日中，最为“寂寞”的一个节日。这种状况正好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相径庭。
正宗的清明节是一个综合性的节日。要正本清源，恢复清明节的传统，单靠殡葬界是不行的。我们希望商界、文化界、教育界、体育界都要尽快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营造节日氛围，让公众过一个象象样样的，而不单单是扫墓的清明节。
比如清明饮食。目前的清明节几乎没有“清明饮食”这个概念。餐饮界在春节的年夜饭中显射，但在清明节中则“接兵不动”。这是很不正常的。其实，清明节在历史上是有“寒食”的内容的。寒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熟食”。现在上海人上墓祭扫，老祖宗没有吃的，有的人家在家里烧了几个菜，拿到墓地上，墓祭完后也难以处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巿场的力量，专门制作上墓祭扫用的“寒食”，几素几荤，有酒有饭，还有点心，装成一大盒，便于墓祭。墓祭完后，又便于带回，也便于处置，不会形成污染。
个中的市场空间非常大。特别是清明期间，亲人团聚之后，总是要“聚聚”的。“吃什么？”、“如何吃？”成为一个尚未破题的课题。上海是中华餐饮“十八帮”的集中地，如清明期间每个“帮”推出一桌特色菜肴，就有十八种风格的“清明菜肴”，既解决了祭扫之后的饕餮之需，又提振了餐饮市场，何乐而不为呢？
四是，努力满足“新上海人”的追思需求。如果说，春节期间出现民工“返乡潮”时，城里人基本按兵不动的话，那末，清明期间则相反，“新上海人”按兵不动，这是不正常的。
清明节的追思情结，无论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都是共同具有的。只有“老上海人”过清明，而“新上海人”不过清明，这本身就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上海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必须要努力满足“新上海人”这一极大的社会群体过清明的权利。特别是清明节有了一天假期之后，各级政府、企业及社会团体，直至“新上海人”的居住地——社区，都应组织和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以吸纳“新上海人”参加。
在清明节中，企业内部开展以“新上海人”为主体的追思活动，对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是十分重要的。实践表明，在一个外地民工高度集中的企业，如果仅是厂房好一点、设备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并不一定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员工的热情，个别员工甚至因为“精神的贫困”而跳楼自杀。“连跳”现象的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必须要对民工从生产现场的关心进而到生活中的关心，并进入到对民工精神层面的关心，把民工从作为“劳动力”转变到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来关心和爱护，以体现“以人为本”。因此，在企业中组织民工开展清明活动，让员工在“举杯遥念”先人中得到精神上的宽慰，乃至情绪的释放，这是十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的。
在社区中举行包括新老上海人在内的清明活动，才能真正建成和谐平安小区。从上海的情况来看，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在物价继续上涨的情况下，首先波及的是收入不高、生活不稳定的“新上海人”。作为一个社区，如何发挥邻里互助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新上海人”的困难，以及平缓因工作波动而生活波动所导致的情绪波动，防止冲突性的矛盾发生，社区是十分重要的。要利用好各种民俗节日，特别是清明节一类的带有怀念追思性质的节日，有效开展社区活动，是一件需要认真加以开拓的工作。应当说，在清明节及其它传统节日中，此类活动在社区中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这就使“新上海人”不能很快地融入社会，难以很快地在精神层面上改变自己的“身份”。一种“无根心理”时时困扰着“新上海人”。
以上是以上海为例的研究和对以后如何过好清明节的一些想法。上海正加速城市化的建设。其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对于其它正在城市化进程的地区是有借鉴意义的。近三十多年来，清明节由复苏到复兴，出现了今天的繁荣。但透过此等繁荣，我们仍可看到“畸形繁荣”的状况没有改变，正宗的更高层次的清明文化节没有完全恢复和建立起来；同时，要让清明节成为各阶层城市居民的共同节日，而不仅仅是“老上海人”的节日，而且也是“新上海人”——外地上海人的共同节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着一个综合性的民俗文化节日真正形成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清明文化节已经真正传承了；当着新老上海人一起来过清明文化节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清明节所期望的社会清明、文化清明已经到来了，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一定能马上再现。
应当指出，解放以后的三十年中，祭祀活动曾受“左”的影响，从内容到仪式，当今民众尤其是年青人知之不多。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展的祭祀活动，让大家眼睛一亮，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陆祭祀活动的传承与创新。各地在清明期间相继开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公祭活动，给清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两岸进一步加強有关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交流，让公众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是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作者系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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