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富女的招赘主张
村中有女初长成，待嫁他乡有钱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昆明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找一个工人结婚，将农村户口迁入城市，这是当时所有昆明周边农村姑娘最大的心愿。这样的佳偶不仅能保证自己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洗掉脚上的黄泥巴，做一个纯粹的城里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工厂改制，城市逐步往外扩展。如今，城中村纷纷拆迁改造，拆迁款和每年的分红，让城市农村人的身份炙手可热。为了保住财富，为了过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模式，城中村“富女”不外嫁，纷纷招外地郎入赘。原来，昆明城的发展、变迁，还关乎姑娘们的“婚事”，她们的呼吸、命运，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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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女孩的“嫁值观” “50后”入城忙
走入昆明官渡区已经拆迁的部分城中村，昔日密密麻麻的私家小楼早已不见，剩下的只是堆得高高低低的断瓦残垣和随着过往车辆一起飞扬的漫天尘土。盖楼、收租，曾是这里村民们的求生之道，如今房虽被拆，但留给他们的还有不久之后崭新的回迁房和上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好日子触手可及。
日历往前翻三十年，城中村的身份，是被女孩们弃之如敝履的。刘霞一家人的婚恋命运变迁，就是昆明城三十年发展影响女孩“婚恋观”变化的缩影。
刘霞的母亲张红1950年出生在官渡区牛街庄村，家中共有六个兄妹，其排行最末。上世纪70年代初，张红正值青春年华。当时，伴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城里的工人有固定的收入和工作。与此相反，那时的牛街庄村“远离”城市，还是很传统的农村。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和几个姊妹每天都吃不饱饭，姥姥和姥爷为几个孩子能吃饱点，会挖些野菜掺和在仅有的粮食中来充饥。在“为了不挨饿”这种原始驱动之下，找一个工人结婚，解决下半辈子的生计，拥有一个城市户口成了张红与几个姐姐的目标，她们“钻头觅缝”往城里扎，最终如愿分别嫁给了昆明冶炼厂、油漆厂、铁路局、人民汽车公司等各大厂矿企业的工人。虽然当时一个工人每个月只有二三十元的收入，但这些钱足够养活一家人，且通过几姐妹的共同努力，姥姥、姥爷和留守家中的舅舅都得到了救济，一家人不再挨饿。“那个年代，每个姑娘的梦想都是嫁入城市，找个工人做对象，至于对方长相等其他条件都不重要了。”张红说。
受到女孩择偶标准的影响，当时男孩的最大梦想就是进城做一名工人。一旦拥有工人的身份，可以说就有了一张“准婚证”。刘霞父母亲的结合，也源于父亲的不懈努力。刘霞的父亲出生在离昆明城几十公里的农村羊方凹，家里兄弟4人，他是长子，每天都随父母去田里干活。在17岁之前，父亲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有何不妥。直到17岁的一天，当时太阳已高高升起，父亲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家吃饭，这时他看到路上走来一群工人，每人拿一个饭盒，大家有说有笑，这些工人才起床不久，正准备去食堂吃早餐。“农民，就是把人家要吃的送进城，把城里人拉的运出去！”那一刻，强烈的对比让刘霞的父亲下了一个决心：“要摆脱从早干到黑的农村生活，进城当一名工人。”于是，当他20岁那年，村里来了几个招工的人员，父亲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了人民汽车公司的一名工人。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张红。虽然当时没有房子，两个人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过着分居的生活，但两人都觉得无比幸福，直到刘霞三岁了，父母才有了一个“家”——一间13平米的筒子楼。
“70后”不远嫁
由于父辈的努力，出生后刘霞就是纯正的“城里人”，她是众多表姐妹、堂兄妹中唯一生在城里、长在城里的。当时，每个人都羡慕她能在城里读书，这种令人艳羡的生活一直持续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刘霞的大姨妈与丈夫都是冶炼厂的工人，双职工的收入算得上当时的中上家庭。刘霞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去大姨妈家能见到许多“稀罕物”：最流行的音响组合、录像机等。就为了能听到音响中传出的婉转音乐，刘霞时常吵闹着让母亲带她去大姨妈家玩。这种羡慕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冶炼厂效益不景气，大姨妈唯一的儿子下岗了，从起初什么都有变成了生活拮据。而与此相反的是，1985年到1995年期间，村里的土地陆续被企业征用，村民们一夜之间没有了土地，开始靠出租房子生活，加上每年企业给的分红。慢慢地，村里人越来越富裕，也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村里的姑娘也都不进城、不远嫁了，而是优先选择昆明市周边的城中村男孩为择偶对象。刘霞的大表姐张丽就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张丽读高中的时候就托人认识了豆腐营村的村民，高中毕业没两年就嫁入了豆腐营村，婚后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生活开支主要依靠房租。自从前年房屋拆迁，豆腐营村这样的黄金地段，一栋楼就拆出500多万元的补偿款，张丽的儿子虽然才读初中，俨然已加入富二代大军。
“80后”招上门郎
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村里姑娘不远嫁，选择与自己同样身份的邻村男子作为结婚对象，“70后”的城中村女孩处于一种变迁连接点。而“80后”的城中村女孩谈婚论嫁时，则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是外嫁以后就无法保住村子里的分红；其次是“80后”的女孩往往是“家有独女”，如果嫁到邻村，农村固有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都将落空。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城中村“80后”独女家庭找到了一条出路：招男方上门入赘。
另外一面，一些从偏远山区走出的男子在尝试了城市生活带来的各种苦楚后，他们选择成为上门女婿。他们主动去接近村子里一些只有姑娘的家庭，从帮老人干活开始，慢慢认识家里的女孩，直到最后上门。在普吉附近的某个村子里，外来的上门女婿就有七八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当初为摆脱家里的贫穷，从一个成功上门到家里亲戚同时入赘，他们按照“既定计划”成功上门，又凭借着自己的勤劳，把家里的生活打点得越来越好。
上门女婿的忍气吞声
衣食足而知荣辱
当然，不是所有的上门女婿都生活如意。来自贵州的小伙吴辉，上门两年多，仍感觉自己是“外来郎”，生活在忍气吞声的无底黑洞中。
吴辉上班的地方是一个简单的车队调度室，办公桌上落着厚厚的一层灰，几株绿色植物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吴辉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拆迁这一带灰大，工作太忙又没时间打扫。
说起上门女婿，吴辉有些尴尬，结婚两年多，在外人眼里，他有个“幸福”的家。那个家在离车队调度室10分钟车程的官渡区和甸营村，一栋4层高的小楼，里面住着七八个租客和岳父岳母，在那里还有一辆价值几万元的小轿车，那是婚后岳母送的。他最让旁人羡慕的便是可以开着这辆小轿车上下班，车里每天摆着4包不同品牌的高级香烟，发烟时，连最低级的软珍云烟都让别人唏嘘不已。
对于入赘婚姻，吴辉说：“难以形容，冷暖自知”。3年前，中专毕业的吴辉来到了昆明，因为在学校学的就是汽车驾驶，吴辉在城郊找到了一份汽车驾驶员的工作，2000多元的月薪是他在老家六盘水的双倍。当时昆明城中村改造正式启动，他亲眼目睹了一批批村民一夜变富，自建楼变成了未来的小区房，小轿车取代了电摩托，还有的人无心工作整天四处游玩。
也正是这个时候，80年代初期第一拨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而膝下只有一女的城中村村民，开始为家族产业的继承，甚至是传宗接代而忧虑。吴辉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按原计划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有钱了打道回老家娶个当地媳妇务实地过日子，但那看起来似乎太惨淡，“买个房，还个房贷，一辈子就不见了。”吴辉说。另一条路便是入赘，因为单位附近有几个城中村，闲时无趣，吴辉便会到村子里转转，因此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我们当时很谈得来，已经有了结婚的想法，但她是独女，她家里人希望我能入赘。”
“完全谈感情，我还用得着入赘吗？”吴辉有些自嘲地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说，衣食尚且不足时，何畏廉耻。两年的婚姻生活，让吴辉对入赘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再有感情，这样的家庭气氛也有‘异味’。”吴辉觉得自己的婚姻更多是被现实包办了，在爱情里，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婚姻和这个环境。
当时的城中村，女不外嫁的思想开始形成，但入赘的现象还不普遍，这让吴辉心里的坎更高了，他有过短暂的忧郁，知道入赘的代价可能包括孩子随女方姓，丧失家庭主导地位，以及周遭可能出现的流言蜚语。“但我以为只要有勇气过得了结婚这关，以后的日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吴辉承认，即便明知可能自尊受损，他还是希望入赘成功，毕竟这是个新时代，也许问题的结果不会那么严重。
无声的婚姻之痛
“家庭温暖总有些不正常。”结婚两年，吴辉的结论有些封建但又似乎正中核心，“面子上扛不住，还是更习惯男权强势的家庭。”
成为上门女婿，吴辉说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人生”。城中村开始改造，虽然妻子家的房屋不在拆迁之列，但岳父岳母也将已有的四层房屋的收租权转给了妻子。“一层楼两间房，一间房租金最低500元，一个月单收租就进账4000多元。”婚后，吴辉继续在车队开车，拿着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加上租金和妻子工作的收入，8000多元的月进账让这个家快速进入了“小康”。虽然家里财政共管，钱到合到一起用，但财富收入的差距却像黑洞，在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某些东西。
平心静气下来，吴辉开始自我反省：“当初以为问题能解决，其实只是自我欺骗。”把户口落到了村里，但仍是“外来郎”，不是老户口就不能参与合作社每年的分红，靠工资给妻子买的东西远不及妻子自己买的，房屋租金吴辉也不便插手。
今年，岳父岳母开始在吴辉面前有意无意地说某某家的孙子长得可爱，某某老两口天天带着孙女去逛公园，弦外之音再明显不过，于是吴辉和妻子也将生孩子提上了日程。虽然早已达成共识，今后孩子的抚养费全家共同分担，但吴辉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说穿了就是他养自己，妻子家养孩子。虽然岳父岳母很少插手吴辉夫妻的事，但他知道妻子始终都在两位老人的庇护之下，这也正是妻子家招赘的目的。
婚姻为金钱让路
有的人家有钱后更善待上门女婿，但也因巨额拆迁款让昔日的恩爱夫妻形同陌路的，阿石就是其中之一。
阿石来自昭通一个偏远的山区。1996年，怀揣着梦想的他，只身一人来到昆明闯世界。来昆明的头三年，阿石给人当小工、做苦力，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幸运的是，1998年的时候，他认识了马街昭宗村的一个姑娘小琴，两人在一家公司做事，很谈得来。由于小琴是家里的独女，所以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小琴家提出让阿石上门，深感只要有爱，一切都能跨越的阿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阿石很能干，家里的楼房从原有的三层楼盖到了七层。随着孩子的长大，老婆就在家收房租，阿石就在外面开出租车，一开就是10多年，平时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家料理家务、带带孩子。直到2009年，随着城中村改造，家里7层的楼房要拆迁，拆迁款也多达几百万，家里人经过商量希望回迁，这样家里可以分得三套房子和40万的余款。本想今后的日子好过了，阿石觉得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老婆却提出了离婚，还让阿石净身出户并且要求把儿子留下来可多分得8万。阿石愤怒了，这10多年的辛劳，拆迁款却一分没有，为讨公道，他和小琴对簿公堂，这场离婚财产分割的官司一打就是半年多。为证明自己入赘10年的生活，阿石找村里领导开证明，却以外地郎为由遭到了拒绝。
如今，独自带着上三年级的儿子，租住在城郊的一间房子里，身无分文的阿石只能靠开出租车，把儿子养大。回首10年的入赘生活，阿石只是摇头，就像一场梦，梦醒了，自己还在原点。“官司不一定能赢，但生活总要继续。”阿石对于婚姻有了自己的理解，“当初就因家里穷上门当女婿，现在想想婚姻还是要门当户对比较好，两人的思想、学历都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分析 传统与自由的冲撞
“不仅是我们村，附近的另外几个村，现在的上门女婿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吴辉说。
官渡区牛街庄村的何伟结婚已经4年了，对他来说，婚姻的选择自由似乎并不多。同样在云南，同样是农村，只不过何伟在老家的农村不是独子，父母已无暇顾及排行老七的他。2002年，高中毕业的何伟来到了昆明，因为他知道，靠家里给礼金娶妻基本没可能，只能靠自己，因为踏实能吃苦，女方的父母对他甚是看重。“我也算运气好了，现在招女婿的要求提高了，看相貌、看学历、看家境、看能力……”
不管出发点如何，外来的入赘者越来越多，在入赘者表现出开放、通达的思想时，女方却开始建立起某些原则。近两年，女方家庭开始提高招赘的门槛，建立起一些通用的衡量标准。有村民总结说，感情基础为第一要素；其次，入赘者要忠实可靠，能撑起门楣；最后，男方家庭也是考量的范围。“现在的村民反倒不太喜欢城市里的男孩，一无住房，二不能吃苦。”因此，婚姻自由的新思想只是入赘男子单边的支柱，对女方来说，入赘婚姻的要求现实而传统。
“上门女婿的问题既是传统与自由，传统与法制的冲突，也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在全国各地及云南发生了多起与上门女婿有关的纠纷案件及家庭惨剧后，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高巍分析道。
高巍认为，婚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双方愿意，是娶还是入赘都可以，孩子跟谁姓法律不会进行干涉，入赘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更多在于传统婚姻习俗的强大。
随着城中村等农村地区集体福利的上升，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城中村的适婚女性开始出现不愿外嫁的情况，有的嫁出去了也不愿离开。高巍认为，不愿外嫁更多涉及到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女儿嫁出去了，是否还享有原村的分红福利？如遇改造拆迁是否也有同样的补偿……种种原因都与现实利益紧密结合。如果招赘，则又有可能涉及到利益的再次分配，“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打破，传统的利益占有者与新加入者之间会产生冲突，这就形成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高巍举例说，比如村子里一年有10万元的分红，5个户头每人可以分到2万元，但如果有人嫁出去了，4户分10万平均到人头的金额就多了，嫁出去的人肯定不愿意；反过来，如果有人加入了，变成6户，平均金额就降低了，大家都不会愿意。这就是说，既定的规则如向新加入者倾斜，则伤害了原有利益占有者，如忽略新加入者，又势必造成不平等的关系。
另外，传统社会，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传统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及宗族，“按照我国传统的父权思想，男子在家里的地位要高于女性。”高巍说，即使是现在，这种男权思想还在某些偏远农村甚至城市根深蒂固。以男权思想为基础，“民间传统的婚姻习俗是以嫁为主导”，即女方到男方家。“如果男方到女方家，就会造成传统习惯上的不稳定”，这表示女方强势男方弱势，推进到家庭生活中即是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男性依附于女性家庭，正好与传统方式相反，这对习惯男权思维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时无法适应的，这便是自由与传统的冲突。
高巍强调，出现与上门女婿有关的纠纷案及家庭惨剧，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与上门女婿这一身份并无必然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其心理可能存在长期的压抑，并处于一种长期的挫折状态。当一个人长期积累屈辱、挫折而得不到适当地发泄或缓解，就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路走来，有得必有失，城中村入赘之门，不禁让人想起这首歌词：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忧郁，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忧郁，爱情渐渐模糊……（由于涉及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 ？（高燕？李俊佳 漫画 恼虫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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