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火兴才
有着“铅锌之都”美称的四川甘洛彝族自治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采矿业,一直到2003年都处于混乱无序的开采状态。自1998年27岁的里克乡乐知村村民罗生富“一口气上不来”憋死以来,甘洛县至少有78位农民疑似尘肺病死亡。此前这些疑似尘肺病死亡的农民工,都被当地医院误诊为“肺结核”或“铅中毒”。
90份死亡名单
“罗生富、罗生友、王修中、董继超、董继金、赵建松、赵建康、徐炳全、高和兵、高和林……共90人尘肺病死亡。”2011年3月22日,当甘洛县尘肺病患者代表赵建君4人,将一沓按着手印的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交到记者手中后,4位汉子都黯然流下辛酸的泪水。
死亡名单上:因尘肺病死亡年龄最小者仅27岁,年龄最大者为59岁,其中33—50岁之间居多,占90%以上。
尘肺病患者代表,甘洛县胜利乡沙灌村村民赵建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都有在甘洛铅锌矿打工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当地村民,都是肺病死亡的。”
“我们从2009年10月维权,维权过程中就有20多名尘肺病患者死了……我们实在等不住了!”尘肺病患者代表王加勤如是说,“今年一年会有5个重病患者死掉……”
尘肺病患者代表董继军说:“甘洛县至少有200多名尘肺病患者,由于当地对我们提出职业病诊断和赔偿方案不积极,有100多名患者暂时放弃维权,但我们维权的行动还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新市坝镇、田坝镇、前进乡和胜利乡是甘洛县尘肺病死亡和患者人数最多的乡镇,是甘洛尘肺病的重灾区。”尘肺病患者代表李忠波说。
在20份由死者家属填写的资料上,记者看到他们生前都有10年左右在甘洛铅锌矿当炮工的职业史,但他们没有一人接受过岗前、在岗和离岗时的体检,也没有一人参加岗前培训,更没有一人与其打工的矿井签订过劳动合同。
根据这些死亡名单,本报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些因疑似尘肺病死亡者的子女大都在15-20岁之间,很大一部分孩子不仅在学龄期间失学,更有一些孩子尚未成年就已经走上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道路,他们的工资收入基本是整个家庭的全部收入。
即便如此再过5到10年,他们的打工收入也不足以偿还父亲治病留下的巨额债务。
从记者调查以及这份90人的尘肺病死亡名单看出,胜利乡、前进乡、田坝镇是全县重灾区,即疑似尘肺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乡镇。
尘肺病人的孩子处境悲惨
本报记者在甘洛县调查了解到,甘洛疑似尘肺病患者的孩子大致分三类,一是因父辈患尘肺病,未成年就打工;二是与父辈一样在铅锌矿打工罹患尘肺病,有的已因病死亡;第三类,成为遗孤。
甘洛县县城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团结街。在团结北街一户没有窗户的出租屋里,本报记者见到尘肺病患者王加勤和他的女儿王蕾(化名)。
2008年,王蕾15岁,初中毕业。尽管考上了高中,但王蕾坚决要去打工,第一份工作是餐馆服务员。一个月500元工资除“给自己留一点零花钱外,全部都给爸爸买药治病”。
她清楚地记得,上班第一天,她给客人端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洒在客人身上。当时,那个男人非要她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甘洛疑似尘肺病患者部分家庭,妻子在丈夫尘肺病早期时就抛弃家庭,远走他乡者屡见不鲜。也有妻子改嫁后,孩子由爷爷奶奶,或者伯伯叔叔收养的。
尘肺病代表赵建君,亲弟弟赵建松、堂弟赵建兵以及堂兄徐炳全三人都因疑似尘肺病病故。早年随母亲改嫁后改随继父姓的堂兄徐炳全,以及堂弟赵建兵因一直未婚,没有后顾之忧,然亲弟弟赵建松的两个孩子均由赵建君收养。
32岁就撒手人寰的王修中,留下老婆和不到2岁的女儿。当前,26岁就守寡的张友跃在甘洛县县城做裁缝、修拉链,养活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女儿。
2010年2月25日,70岁的甘洛县田坝镇干海村村民古道千病故。古因此成为甘洛县疑似尘肺病病故年纪最大的村民,也是在甘洛铅锌矿打工年龄最大的农民工,更是在铅锌矿打工者中时间最长的农民工之一。
此前,古道千的女婿两河乡马尔朵村村民蒋佰强于2009年11月14日疑似尘肺病病故,仅4天后,古道千的大儿子古明朝疑似尘肺病病故,古明朝留下两个在上高三的儿子。
58岁的罗家强,是甘洛县新市坝镇柳姑村村民。老人在甘洛铅锌矿有9年时间“工龄”。2005年,老人左眼出现白内障,去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告诉他因尘肺病不能进行眼科手术。
老罗的大儿子罗生安在甘洛铅锌矿打工当炮工11年时间,疑似尘肺病病情相当严重。二儿子罗生福也在甘洛县铅锌矿干过七八年,2007年,在重庆一家矿山打炮时,与老人的小女婿一起因井洞内二氧化碳超标窒息死亡。
患者:我们在等死
3月21日下午2时许,本报记者来到甘洛县新市坝镇则沟村河边组,甘洛疑似尘肺病重病患者中唯一的一位彝族同胞——阿布子家。
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客厅里没有一间家具,空荡荡的。左侧卧室是阿布子的,黑黢黢的,一个29寸电视机大小的窗户被木板挡着,屋顶四周的空隙透射着拳头大小的光柱,隐约看到屋内的布局,凉风吹进屋内,阿布子身上披着彝族人特有的羊毛做的服装。
打开随身携带DV的灯光,勉强看见床头放着几瓶尘肺病患者常服的西药,一些熟食和几片腊肉。
屋内放着几个装着小半袋玉米的编织袋。阿布子说,家里只有这400斤玉米做3个人的口粮。
听到阿布子靠每月46元的最低生活保证金过日子,同行的志愿者杨霁先生,拿出100元钱让老人先买袋面粉。一再让老人保重身体,说将以最快速度募集社会捐款,安排老人住院接受治疗。
57岁的阿布子有3个儿子,老大阿木差布的正在上小学的女儿阿衣克扎由阿布子夫妇抚养着。
他说,自1989年到甘洛赤普矿区前进2号井,还在罗日沟矿区22号副5号井干过,干炮工活一直到1996年10月才因身体不适不去铅锌矿打工。
一天都离不开药物的阿布子,自“2004年第一次住院,先后5次接受住院治疗”,到现在每天离不开药。
“家里的钱花完了,病情越来越严重,没钱治病……”
阿布子尽管贫困到家里只有400斤玉米,但这位天主教徒始终没有中断在家里向教友们传教。
41岁的王加勤,自1994年首次到铅锌矿当炮工,一干9年。2004年后半年,因胸闷、气短、咳嗽、乏力等症状到甘洛县疾控中心检查,医生告诉他患有尘肺病,“最多有5年时间”。
由于失去劳动能力,为了贴补家里,王加勤到甘洛县城开了一家店铺,过上租房过日子的生活。
2010年7月,王加勤卖掉乡下的房子,带着13000元去川大华西第四医院做洗肺手术。
“我的房子卖了10000元。”王加勤告诉记者,“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元。”
由于做了洗肺手术,也因为离开住在半山腰的乡下,2011年,王加勤已经活了第6个年头。
杨洪全是田坝镇挖夯村村民。
“得了尘肺病,老婆跑了。”杨洪全说,“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当我问到两个孩子的名字时,老杨一时竟想不起孩子的名字,也忘记孩子年龄到底多大。
老杨的家境跟阿布子家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因尘肺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钱治病,家里完全依靠哥哥姐姐照顾,为什么还要让两个孩子读书?
老杨的回答很朴实: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抱怨。他还说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完全依靠哥哥姐姐们帮忙。
78名维权患者
“2009年10月,我们刚刚维权的时候,有200多名患者参加。与县政府多次交涉,都因为我们没有劳动合同,无法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100多人放弃了维权行动。”甘洛尘肺病代表如是说。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甘洛县铅锌矿位于该县北部山区,按地理位置分五大矿区——分别是赤普、埃岱、罗日沟(干沟)、沙俄祖和915矿区。
受经济条件限制,甘洛当地农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铅锌矿打工,但由于井硐内作业农民工几乎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所有人井下作业者都在封闭的井硐长时间吸入大量铅锌矿粉尘。
“一个口罩老板都要扣5元钱。”曾经的矿工们都这么说,“那时候我们一月的工资才300元呐!”
甘洛当地铅锌矿农民工疑似尘肺病爆发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年10月,四川省整肃甘洛铅锌矿,甘洛县政府收回所有矿井并进行拍卖。当年,数万农民工集中“失业”,不得已全都重新回到农村,进行相对繁重的体力劳动。
几乎同时,矿工们都发现自己不能干重活了。大家集中出现胸闷,气短甚至咳嗽症状,看似健壮的身体日渐消瘦。
一些到多家大医院就诊的矿工终于明白自己患了尘肺病,而更多的人则被诊断为“肺结核”,仍有大量患者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在村卫生所买些润肺、止咳的药物。
随着一部分疑似尘肺病重病患者陆续死亡,以及一些患者病情日益加重,他们才意识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法律意识极度薄弱的农民们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自己的错还是企业的错”,他们“不知道是企业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也不知道尘肺病就是职业病,更不知道职业病属于工伤”。
直到2009年,他们听到同样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乐山籍农民工进行维权行动,才从工友手中拿到一份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文件。那一刻,他们才明白要进行维权活动,向企业进行索赔。但曾经的企业是被县政府收回后合法拍卖的,企业法人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法人代表也找不到了。于是,他们的维权便转向与甘洛县政府。
艰难的维权
为了彻底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矿工们推选了自己的维权代表。代表们专程赶赴四川省首府成都,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进行咨询。
经相关人员耐心解释,以及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将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劳社发【2008】22号文件,他们才明白像他们这样的尘肺病患者属于“老工伤”范畴。
2009年10月24日,甘洛县疑似尘肺病患者推选了5名所谓尘肺病患者维权代表,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旅。
15个月过去了,维权行动只取得了第一步,78名疑似尘肺病患者在凉山州疾控进行职业病诊断检查。代表们说结果将于3月底,最迟4月初会出来的。
尽管与甘洛县政府几次交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认为患者没有可证明自己劳动关系的证据,但他们对维权行动依然很乐观。
“当前的《职业病防治法》的职业病诊断,将农民工完全拒之门外,这种门槛的设立是法律的疏漏,这不能说明我们不是职业病。”尘肺病患者代表赵建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肺就是最好的证据。”
“200多患者的维权队伍减少到70多人,这不仅仅是患者的无奈,更是政府的悲哀。”尘肺病患者代表董继军和王加勤坚定地说。“我们将会坚持到底。”
多年无序采矿遗祸
3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进甘洛县赤普、埃岱以及915矿区。矿区位于县城北苏雄乡,山沟内山一样堆积着废弃的矿渣。
在赤普矿区豫光6号井硐,记者看到四轮拖拉机进进出出,一车车灰色的矿石运送出来,再被大型车辆拉走。刚刚开出井硐的拖拉机司机,防尘口罩挂在脖子上,脸上、身上落了一层白色的粉尘。井硐口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牌子,上写:为了你的健康,请戴好防尘口罩和佩戴劳保用品。
在埃岱矿区的一处井硐,记者看到刚刚运送出矿石拖拉机司机佩戴的是白色纱布口罩。
3月22日,在甘洛县唯一的广场,55名疑似尘肺病患者和6名死难者家属聚拢在一起,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们在铅锌矿打工以及患病后的经历。
根据他们讲述,本报记者整理出甘洛铅锌矿30载发展演变史以及农民工尘肺病的由来。
史载,甘洛铅锌矿早在明清就有开采记录。上世纪80年代,有小规模开采。当时的采矿局限于人工用钢钎、錾子的开采,采掘量极小。
1983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兴起,甘洛县不少乡镇以及政府机构都加入“淘金”行列,浩浩荡荡向赤普、埃岱、干沟等五大矿区。甘洛铅锌矿高峰期有大大小小200多家采矿企业,人数超过30000人,各个矿点农民工因规模大小从20人到近千人。
甘洛县对外宣传资料显示:甘洛县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铅锌矿藏,铅锌资源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铅锌开采成为甘洛县的经济支柱。2005年实施矿业整顿,实现规模化生产,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财政收入和民工收入大幅提高。
甘洛经济并不发达,矿业是支柱产业,矿业收入占到全县总收入的70%以上。
20余年大规模掠夺性开采,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
更可怕的是甘洛长时间存在非法采矿,从矿山开采的审批颁证到生产经营,严重违反《矿产资源法》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工商税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那时全县铅锌矿矿主有200余个,转包后实际有大小矿主1100多个,而这1100多个矿井全部集中在5大矿区10平方公里的地方。
更为严重的是,相关部门越权发证、越权批准采矿许可证以及延续、变更登记问题异常突出,所占比例达到一半;所有矿硐都没有开发利用方案,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无环境保护措施。
无序,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开采导致大量安全事故:自1997年1月1日至2003年10月31日,甘洛铅锌矿山有记载的生产安全事故共发生232起,死亡200人,伤108人,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近30人。
2003年,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为组长,会同组织部、监察厅等多个部门的督导组,在甘洛矿区拉开了整治的序幕。
原乐山市扶贫办副主任马国刚,1997年始参与非法采矿,非法收入2千多万元。其矿硐坑道穿越成昆铁路和尼日河底,向尼日河排放了10多万吨废渣,前后发生20多起安全事故,死亡10多人,并隐瞒和私了多起死亡和伤残事故。以马国刚案件为突破口,当时甘洛县“双规”了不少县级干部,清理出49名公职人员涉矿,其中包括2名副县级、7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党政机关人员29人。
其中甘洛原县委常委、原县地矿局局长何玉彬违规发证,涉嫌收受他人贿赂20余万元,违法审批矿井15口,这15口井两年时间发生各类事故死亡30余人;省财政厅投资处处长和甘洛县原县长、一名原副县长利用审批矿权及矿业管理之便收受贿赂,在凉山州检察机关开展的查办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中落马。
随后,甘洛县对辖区5大矿区进行公开拍卖。
2004年6月9日,甘洛县最后6宗铅锌矿探矿权采矿权拍卖在西昌举行,拍卖成交价达2.314亿元。至此甘洛铅锌矿10宗矿权的拍卖全部完成总计拍出价达5 .35 1亿元。
对此,时任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高烽说,此次矿权拍卖的成功,标志着省委、省政府,凉山州委、州政府治理整顿甘洛矿业秩序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标志着甘洛矿业开发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采访甘洛县官方遭拒
根据甘洛疑似尘肺病患者不完全统计,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罹患尘肺病症状的人数有200人之众,死亡人数在90人之多。
铅锌矿是甘洛县的支柱产业,也是全县的经济命脉。为了更加详细了解甘洛县3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和全县1.5万名铅锌矿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状况,以及疑似尘肺病患者相关情况,本报记者于3月24日前往甘洛县政府。
“农民工在一个铅锌矿干了10几天活,然后他患了尘肺病,你不能说这个农民工就是在这个矿上患上尘肺病的。”甘洛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京川说。
王京川拒绝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
(编辑:SN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