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朝鲜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化战争

  迥异的战争

  主笔◎李菁

  “朝鲜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国人除了原子弹没使以外,所有技术兵器都用到了朝鲜战场。”杨凤安说。

  “打解放战争,国民党也没有强大的空军,基本上我们不用怕。可是到了朝鲜,美军天天轰炸,白天我们基本不敢活动,躲在潮湿的洞里,到朝鲜没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虱子。白花花的,用手一拨就下来,浑身刺痒得难受。没有好办法,大家就用开水烫衣服。解放战争时,每天的饭基本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在这里,吃饭都是问题。大家在出太阳前就得把饭吃完,等太阳落山后才能吃上下一顿。为什么呢?因为美军飞机一发现哪里有烟升起来,马上就来轰炸。”

  杨凤安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武器炸药,我们都缴获了可以用。”可是在朝鲜战场,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技术人员不够,“缴获的战利品有个别的可以用上,但大部分不能用”。杨老回忆,敌人逃跑后丢掉了很多武器装备,“有时候甚至丢掉上千辆汽车,都很新的。但是我们没带那么多司机,有汽车也开不出来,一小时以后,飞机来了,把这些汽车全炸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经常说‘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走到哪儿有哪儿的人民支援。所以军队可以就地补给,到哪个地方就可以就地筹划粮食。抗美援朝可不一样,一切物资都靠国内运过去。”此外,异国作战,兵员补充也是个问题,“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

  杨凤安说,对于跨出国门作战的志愿军来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后勤补给。“美军在朝鲜战场一共投入了1100多架飞机,志愿军入朝时一共有1300多辆运输车,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1/6,其中82.5%是被炸毁的。”第四次战役开始时,美军的参战飞机由1100架增加到了1700架,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所以志愿军的车辆和物资损失更为严重。

  “在东线作战的是来自华东的部队,他们穿的是南方的棉衣,1斤半棉花做的,北方的棉衣是3斤半棉花,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戴着大檐帽就进朝鲜了,一下子就是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在雪地里推进的速度很快,出一身汗,然后在雪地里趴下隐蔽,一躺一身冰,躺下就起不来了,甚至有的整个一个连趴那就没起来。我们去看,他们还保持着一个战斗队形……”说起来,杨凤安有些哽咽,“那次战役伤亡了4万人,其中冻伤的就将近2万人。”因为冻伤,不少人的腿不得不被锯掉,所以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残疾军人也非常多。

  杨老说,1951年4月8日,美军轰炸了三登车站,“一下子炸掉了我们40万套单衣;国内补给又供不上,结果东线作战的部队到了6月份还穿着棉衣,怎么穿呢,就把棉花掏出来穿‘壳’,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有这样的经历”。

  “当时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本来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是供应不上,影响了战役的发展。我们行军都是带着干粮带着炒面,也只能吃7天,所以打到第四天,都得考虑怎样往回收,再继续发展,弹药都打尽了,也没有吃的了。如果我们供应条件好,每次战役的胜利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抗美援朝跟解放战争大不一样,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有的战士牺牲时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拿手榴弹把敌人砸得脑浆迸裂,还有的战士和敌人抱在一起,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手都扒不开,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一直都挺难过的……”88岁的老人红了眼圈。

  “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

  72岁的彭钢不但外形与伯父彭德怀相像,连性格、脾气都继承了伯父的正直和刚烈。当年,彭钢从一名技术骨干转入政工,曾先后出任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纪检部副部长、部长,一直到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彭钢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9位女将军。

  彭钢是彭德怀最宠爱的侄女,也是与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尽管对于伯父抗美援朝的记忆,彭钢是零散而模糊的;但是那些碎片背后,依然映照出其伯父坦荡、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

  主笔◎李菁

  出征前的团聚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正在华北小学读书的彭钢得到通知:伯父彭德怀到北京出差了,要她到北京饭店见一面。

  “那时伯父还在西北工作,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北京饭店。”彭钢回忆,那一天,彭钢和哥哥、姐姐们都聚在一起,把本来宽敞的房间挤得热热闹闹的。彭德怀看见这些活泼的孩子们,非常高兴。“他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学校里有,什么都发。’伯父说:也许我很长时间都不会过来,我说反正你总要来开会的,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后来伯父就给我们买了铅笔、本子之类的东西。”

  彭钢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3个哥哥还要回学校。“学校有活动,他们要表演叠罗汉,所以我和两个堂姐就住在了北京饭店。”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告诉孩子们,自己要去西郊机场,可以顺路把她们送到学校。彭钢于是坐上了伯父的车。到了校门口,女孩子们下了车。彭德怀挥了挥手,简单说了句:“那你们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12岁的彭钢那时并不知道,刚刚告别戎马生涯的伯父,马上要奔赴另一个特殊的战场。过了一段时间,彭钢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字眼,才恍然明白了伯父此次告别的目的。“但是也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类似身份,也都习以为常,没什么稀罕”。少年彭钢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读书的机会难得,所以在学习上很用功。因为伯父就是她心目中的家长,所以每年学校的成绩单,她也寄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

  彭钢记得,抗美援朝中,伯父回来了一次,又把几个孩子接到了他暂住的北京饭店。“我记得伯父塞给了我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我也没地方放,所以就交给我的老师保管。”几天后,学校校长在路上碰到彭钢,问:“你伯父是不是回来了?”彭钢矢口否认。校长又问:“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彭钢说是自己原来就有的。“伯父回来时,虽然没有完全嘱咐我什么,只是说他有事回来,不要跟同学讲,但我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要保密。”

  彭钢是彭氏家族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1940年8月20日,彭钢的父亲、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在家乡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时,我不到3岁,所以对父亲没有印象。”不久,彭德怀的二弟彭金华也被害。彭钢有记忆的是以后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况危急的时候,也不敢去老百姓家,怕连累人家,我和姐姐有时候还会在坟地里过夜。从小,我妈就对我说,千万不能说自己姓彭。我们周围姓胡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说自己姓胡。”

  “1949年,当时湖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武汉市委书记吴德峰是伯父的老部下,他把我们从湖南接了出来。当时时局太乱,也走不了,我们就先在部队里待着。”为了安全起见,彭家的孩子也被告知,不要说湖南话,免得被人听出来。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福建人,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1950年寒假,彭钢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转到北京,彭钢随后就读华北小学。

  其实也就是赴朝作战的半年前,彭德怀才与他的侄子侄女们相见。

  “我记得是1950年的4月,伯父来北京开会,把我们也接到北京饭店。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刚从乡下出来,觉得什么都新鲜,坐电梯,还傻乎乎地说,怎么一下子就上来了?在房间里我看见沙发旁边有一个按钮就老是摁,后来服务生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说没事别按那个叫人的按钮……”彭钢微笑着回忆。

  当晚,彭德怀留彭钢等侄子侄女住在北京饭店。为了节省开支,彭德怀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除我之外,还有我一个堂姐、一个堂哥,加上我二姐、二哥、三哥,一共6个人,在地上睡成一排。”早上起来,彭钢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抱到了床上睡觉。

  那一天,彭德怀还招待这些孩子们吃了顿西式早餐,说给他们开开“洋荤”。但是大家好像并不领情,“过了好些年我还对伯父说,你请我吃的什么东西?这半生不熟的鸡蛋就给我们吃?!”

  虽然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彭德怀,但是她对自己这位赫赫有名的伯父并不陌生。“从我懂事起,家里的祖坟被挖过好几次,一次是1928年平江起义以后,一次是我父亲牺牲后。我渐渐知道,我们家的很多事情,都跟我伯父有关系,所以在我心目中伯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战争记忆

  1952年,彭德怀前额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肉瘤。毛泽东和周恩来要他尽快回国治疗,不久,彭德怀回到国内,以“农业大学王校长”的名义住进北京医院做手术。出院后,彭德怀要求尽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之后彭德怀在那里有了难得安定的7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伯父去板门店签字了,我后来也一直从报纸的新闻上关注着他的行踪。”1953年8月11日上午9点,彭德怀的专列缓缓驶入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悬挂着红色的大字横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胜利归国。”“那天气氛特别好,我坐在车里看见了他,给他做了个鬼脸。”彭钢笑着回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随后任国防部长。彭钢在当年也进入师大女附中读书。因为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经常出差,家里有些冷清,彭德怀就让彭钢每天走读,住在他身边。

  彭钢说,自己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从小带大的,感情比较深,而母亲是童养媳,很早就嫁到彭家,又生了孩子,彭德怀经常打趣说: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所以彭德怀对彭钢这个最小的侄女也格外宠爱。

  随着跟伯父的交往多起来,彭钢说她也随便了许多。有一次谈起抗美援朝。彭钢问伯父:“当初派你去抗美援朝打美国,你有把握吗?”彭德怀说:“谁有把握啊?当时没跟美国接触过,什么都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行啊。打了第一场遭遇战之后,我心里才有底。”

  还有一次,彭钢好奇地问伯父:“人家说在朝鲜战场上,一个师的指挥调动,都得经过毛主席,是不是这样的?”彭德怀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说:“你怎么提这种问题?”彭钢说:“我听说的呀!”彭德怀说:“你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前线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都请示完了以后再指挥,我这个仗怎么打?”

  因为工作关系,彭钢后来和洪学智接触较多。洪学智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他告诉彭钢,自己当年怎样救了彭德怀一命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刚把大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洪学智还给彭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次战役前一天,洪学智等几个副司令和彭德怀一起吃饭。这时彭德怀收到60军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是有些部队已断粮,有的部队在用毛巾和其他日用品换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

  彭德怀看完电报,脸色变了,把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说:“老洪,你怎么搞的,这个仗还怎么打?部队战士没饭吃,饿肚子,我们这个饭还吃得下去吗?”负责后勤的洪学智说:“前几天才给60军运了几十吨粮过去,现在起码还有几吨粮,够三到五天的。”彭德怀不信,非要派人到60军亲自调查核实,一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原来60军还有几天的粮食,但是到了驻地后,有战士用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换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政委袁子钦怕违反纪律,所以才起草了这份电报汇报。结果没把问题说清楚,白惹得彭老总发了顿火。知道真实情况后,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候,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老洪啊,还是你了解情况,昨天我发脾气,我不对。”

  洪学智告诉彭钢:“老总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是担心战士吃不上饭才发火的;而且敢于承认错误。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们特别佩服彭老总这一点。”

  “五次战役打得不好,他对下面的人说:‘我没有完全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本应该取得比这个大得多的胜利,但是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有勇气、有胸怀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非常坦荡。”在彭钢眼里,生活中的伯父亦是如此。

  有一天,彭钢同伯父聊起李世民的话题,她直截了当地问:“李世民倒是不错,能够听不同人的意见。人家能闻过则喜、接受批评,你能不能做到?”彭德怀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闻过则喜’我还做不到,但我可以‘闻过不怒’。如果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就会不吭气,默默改正的。”

  后来,彭德怀还真为了一件小事向侄女道歉。“有一次,我妈来看我,伯父跟我妈妈说小兔花钱多了。我很生气。我跟他说:‘你不是说过批评人要当面吗?有什么说什么,你怎么跟我妈说,不跟我说呢?’后来我告诉他我买了什么东西,我一分钱也没有乱花。好几天我也不理他。最后伯父说,那我不了解情况,我错了还不行?你不能不理我。”想起这段往事,彭钢也有点内疚:“我那时虽然有20多岁了,其实也不懂事,再加上从小他们惯着我,后来我也后悔,我当初干吗那样,在那种环境下让他那么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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