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压法与以法媚官

　　执法者将法律这个国家公器挥舞成了私人利益的狼牙棒，叫打谁就打谁，叫怎么打就怎么打。正是他们的乱作为、恶作为，才导致了共和国的法治制度严重走形，人治大于法治。

　　孙贵颂

　　中国是一个号称法治的社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治法”的现象，令人深思。

　　重庆一位叫付强的农民，因为养殖美蛙的蛙场被划入了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致使大批美蛙不堪其扰被震身亡。付强因此将爆破公司告上法庭。原以为胜券在握，却不料输了官司。你道为何？原来李渡新区管委会向涪陵区法院发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6月28日《新京报》)

　　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陕西省一起矿产纠纷案件时，也接到了陕西省政府发来的公函，声称：“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2日)

　　无以名之，且称之为以官压法吧。

　　即使我国实行的不是“三权分立”的司法制度，但“一府两院”是对等关系。“一府”即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两院”即法院和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一府”与“两院”是地位对等的关系。政府对于两院，不构成上下级关系，不具有指挥两院的权力。然而在上述案件中，政府部门却堂而皇之地给两院之一的法院下达“命令”。这是对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公然挑战——重庆涪陵区李渡新区管委会竟然既越权又超级，向涪陵区法院指手画脚，要求他们如何如何。而涪陵区法院更是乖乖当孙子，服从命令听指挥，作出农民败诉的判决。正如潘洪其先生所言：“司法机关原本应当与地方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竟然被矮化到了对下级政府也要畏惧三分的地步。”“政府‘警告’法院，法治为之蒙羞”。( 《杂文报》7月13日一版)。

　　另一方面，却又有众多的以法媚官现象。

　　最近的要数湖北武昌公安分局派驻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的“打错门”事件。公安方面的领导到医院看望挨打者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其潜台词当解释为：是对象之错而非行为之错。就连打人警察的道歉，也是“奴才该死式”的自扇耳光！

　　再往前搜索一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表面看起来，这几起案件，公检法有关部门都是因得到了领导的授意、安排或指示，服从命令，照章办事。但是，这些单位恰恰是共和国的执法者。应该听从和服从的，不是领导或个人，甚至不是哪一级组织，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相关法律。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执法者却萎缩成了领导的应声虫，法律沦为婢女，一切以领导的旨意为准绳。执法者将法律这个国家公器挥舞成了私人利益的狼牙棒，叫打谁就打谁，叫怎么打就怎么打。正是他们的乱作为、恶作为，才导致了共和国的法治制度严重走形，人治大于法治，本来是以法来律人却变异为以人来律法。

　　以官压法与以法媚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权大于法的现象存在，法律与执法者就不会仰人鼻息；如果执法者能够挺直腰杆，坚持法律至上，依法办案，像历史上的包拯一样，哪怕皇帝的女婿犯了法，照样严惩不贷；像美国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那样，即便是总统，也照办不误，谁又敢以权来试法？可惜我们要做到这一步，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