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行为官两年记
林毅夫是65 年来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8 月19 日，在世行为官两年零两个月之际，他接受了《对话》节目专访。他说第一次去世行上班“有点像小学生第一天上学，很兴奋”。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他上任一周就前往非洲，“为了去播种，去传播一些希望。”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他就判定“这场危机影响非常深远”。谈到他对世行行长佐立克的影响，“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每年都会到中国来，特别注重中国经验。”
文/ 李卉 蔡怡(实习) 摄影/ 覃斯波
8 月18 日早上八点，林毅夫从世界银行总部华盛顿出发。下午三点抵达越南，稍事考察后，傍晚时分，他出现在了上海。“多数情况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他笑：“我最苦恼的就是，一天为什么只有24 个小时？而世行总共有157 个成员国，时间完全不够。”
在央视《对话》节目录制现场，林毅夫如此向众人描述自己的行程。
“别人是百忙，他是千忙。”林毅夫的助手梅瑞尔•特克(Merrell Tuck)在电子邮件中这样告诉《外滩画报》记者：“如果你想联络到他，就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8 月19 日下午，上海浦东，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上，58岁的林毅夫腰板挺直、一米八几的个头看起来颇为魁梧。他手上提着一个扁扁的黑布公文包，走到哪里，就随手一放。轮到他演讲了，林毅夫走上台来，不说一句寒暄之词，就直奔主题。
身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之一，“林老师”(许多人还习惯这么称呼他)一天之内穿越几个国家，居然没带一个随从。
“我到世行已经两年零两个月了，”他说：“像这样飞来飞去，已经去过四五十个国家。”2008 年5 月底，林毅夫赶赴华盛顿，正式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也是65 年来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一直是一个幸运的人”
1999 年，上海虹桥机场，林毅夫遇见王选。由于班机延误，两人在大厅里谈了两个多小时。
“作为一个晚辈，我主动上前，并且坐下来和他一边吃方便面，一边聊天。”多年后，林毅夫回忆道：“我问他中国人在中文输入法方面，能打败微软吗？”王选想了想：“微软还是会赢。”
后来，林毅夫还和王选畅谈了“新农村建设”和“通货紧缩治理”。等到老先生离开，林毅夫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以羡慕的语气问， “刚才跟你聊天的是不是王选院士？”“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能跟他海阔天空地谈那么久。”
十年过去了，2010 年8 月，林毅夫已经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国内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9 年度最能影响中国的40 人之一。但提起年轻时的各种传奇际遇，他的感触一如当年：“我一直很幸运。”
1952 年，林正义(林毅夫原名)出生在台湾宜兰。小时候家境清苦，由于家住夜市附近，环境嘈杂，他总是晚饭后先倒头大睡，到了午夜才起来念书，念到第二天清晨为止。
林正义的功课一直很好，最终考入台湾大学。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却因为不服输，选择了当时最难考的企管研究所工商管理专业，但历史学一直影响着他。“其实，我更想当一名历史学家。”2008 年奔赴世界银行前夕，他还坚持这样说。
在台湾上大学的男生，必须参加短期军训。大学一年级，林正义军训之后，决定投笔从戎。林正义以大学生的身份从军，很快成为军中宠儿，他被派往金门担任前线的连长。而此时海峡对岸频频出现重大的举动：1978 年，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时代，接着中美建交。
5 个月后，1979 年5 月16 日傍晚，上尉林正义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他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此时，他的家人并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
“当时，我为什么会改名字？”林毅夫后来解释道：“回来是个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什么不满。在台湾，其实不管是亲人、老师还是长官，对我都很好。”
“我回到大陆，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所做的选择。但我希望不伤害任何人。改了名字，就意味着过去的我人间蒸发了、消失了。”
离开台湾时，林毅夫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一别，也许会像薛仁贵，与妻儿再会，大概要等上十年二十年吧。”
“但是，我还是很幸运，”他后来说：“这个时代对我很好。”4 年后，林毅夫就和家人在美国团聚了。而他那时的身份，已经是经济学大师舒尔茨(T.w.Sohultz)的关门弟子了，后者正是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我长不大”
1979 年的中国大陆，还不知道MBA为何物。当时的林毅夫，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很想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否则，我就无法扮演应有的角色了。那一段教育经历对我来说，相当宝贵。”
最初，林毅夫申请就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但校方以“来历不明”为由拒绝了。接着，他开始申请北京大学。
那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找到北大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想到北大读经济，这个学生就是林毅夫。对于是否接收这个“来历不明”的学生，陈岱孙觉得需要谨慎考虑，于是便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出面，先和林毅夫谈一谈。 谈话的地点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一家招待所，谈话的结果是：董文俊发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而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目的。”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董文俊后来说。
就这样，林毅夫进入了北大经济系。为了安全起见，对外宣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当时，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来历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那时的北大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林毅夫遇到了经济学大师舒尔茨。通晓英文的林毅夫为舒尔茨担任翻译，后者对林毅夫印象深刻，主动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这里出产了9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宽进严出”的典型，每年有1/3 的博士生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4 年后，林毅夫完成了多数同学至少5 年才能攻读下来的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更被老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芝加哥大学，每个月林毅夫都要给董文俊写两封信，聊聊学习和生活：“想起董老师给我烧的红烧鱼，我直流口水。”
拿到博士学位后，1986 年林毅夫又辗转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读完博士后。此时，北大经济系的很多老师都猜测，“那个曾经游泳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来求学的林毅夫，不会再回来了。”
那时的林毅夫，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博士后毕业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作为林毅夫的老师，董文俊知道，林毅夫的理想在中国：“他不是一般人。虽然他来自台湾，但是他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周林院长，深有感触。周林师从伯南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几年前，他与林毅夫同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林毅夫一有空，就劝我回国，”周林说：“他总说国内的空间，有意想不到的巨大。”
正是在好友的启发下，周林回到中国，并一手促成了2010 世界经济学大会移师上海。“世界经济大会，号称经济界的奥林匹克，全球1500 名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周内全部呆在中国进行思想碰撞。”
此时在世界银行日理万机的林毅夫，收到好友周林的电子邮件后，就立即赶来上海。“十几年前，如果让你选择呆在中国还是外国，你会如何决定？”在国际会议中心，他站在讲台上问大家。“那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外国，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1987 年，林毅夫再次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回国的经济学博士。
事后，林毅夫告诉董文俊，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我的性格比别人更执着一点。不过，换句话说就是长不大。”
而且这一次，他还带回了夫人陈云英博士。“我丈夫是一个有大中华情怀的人。”陈云英说：“台湾50 年代的那一批人，从小受的都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非常爱中国。”事实上，和林毅夫一起成长的台湾50 一代，还有马英九、郭台铭、罗大佑等人。
“我大学时就认识他，他原名林正义，长得壮壮的，蛮有理想情操，大学没有毕业就去了军校，是个很传奇的人物。”一次，马英九在公开场合这样说。
“儒家文化是我做人做事的动力”
回到大陆后，林毅夫带领全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谒孔府。“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说：“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整个儒家文化也不是凝固的。”
“林毅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国学底子丰厚，在文化、历史、哲学上造诣都很深。”唯众传播总裁杨晖说。2000年，还在湖南电视台负责《新青年》千年论坛节目录制的杨晖，接待了前来讲学的“林教授”。
“林毅夫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真学者。”杨晖记得：“我请他吃了一顿饭。席间，他滔滔不绝，对中国农村经济饱含感情。虽然，他说话声调很平和、内敛，但他那种对于学术的热爱和激情，你坐在对面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林毅夫精通文史，“我不会规定学生去背《庄子》、《四书五经》。但作为一个学者，你要讲学，自己就必须能背得出来。”一次，在《财经》奖学金的欢迎晚宴上，林毅夫勉励前来学习的记者们：“先放电，才能充电。”席间，他出口成章，吟出《老子》的一段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蒲，处其实不居其华。”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前执行主编陈序，就是《财经》奖学金2006 年的学员。“林老师对学生是最好的，我记得那一年他是政协委员，在两会间隙，还赶到北大来给我们上课。”
另一方面，林毅夫还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笑言：“我们以前最怕和林老师辩论，因为他不把你说服了，就不放你走。”
8 月19 日下午，在央视《对话》节目现场，对着台上的主持人和林毅夫，姚洋讲了个故事：“有一次，林老师和学生辩论，整个过程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五点。中途，林老师还给学生们买来了麦当劳。后来，学生们偷偷拨快手表，把时间拨快了两个小时，林老师一看太晚了，才把他们放走了。”
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觉得，“林毅夫的血脉中流淌的是‘六经’的要义，沉淀着忠于国家、孝于父母、义于友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理念。”
林毅夫本人承认，“儒家文化讲求：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我认为是对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愿意去试试看！”
当年，在《新青年》千年论坛，节目组给林毅夫的辩题是“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林毅夫侃侃而谈、文采飞扬。他上下五千年，分析了人类各大文明的利弊。最后，敏锐地指出：“因为儒家文化有不断吸收扬弃的发展潜力，我们才能够看到东南亚的奇迹、日本的奇迹，当然最后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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