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眼中的外企真相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实习记者/邓云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动向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测出了中国经济的“体温”。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中国市场环境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观察外企动向，无疑是把脉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轨迹的一扇窗口。
为此，《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跨国公司对华信心增强
《环球》：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有什么样的新动向？
王志乐：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一个机会，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得非常快、非常稳定。中国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市场的迅速扩大，给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带来很大影响。一个公司制定战略必然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业务战略，即发展哪些产品，还有一个是区域战略，就是往哪去发展。
今年6月，我在欧洲访问了10家跨国公司的总部，了解他们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动向。这10个公司包括西门子、戴姆勒、宝马、诺华等这种世界领先的公司。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业务战略上，他们在往低碳产业、低碳产品方向发展；在区域战略上，这些公司非常明确地要加大在中国的投入，增强了把中国作为发展重点的决心。比如说戴姆勒最近就跟福田签了一个战略协议，大众则决定今年再投入60亿欧元，在中国建两个生产基地。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过金融危机后，在重新考量他们的全球发展战略。而其中两大趋势很明显：在业务上，是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在区域上，是往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大投入。
冯飞：据我了解，他们主要动向有两点：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一枝独秀，对跨国公司来说，很难找到其他更加具有经济增长活力的国家来替代中国。所以，从投资意向来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增强了。当然，它的投资能力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这反映在外资的总利用规模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战略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他们需要优化其全球产业链，以适应中国要素价格上涨等一些新情况。
《环球》：据了解，近年来外企进军中国的领域在增加，由原来的以汽车、电器、机电等制造业为主，向农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甚至文化娱乐产业等多行业扩展。您怎么看？
王志乐：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中国现在据称有100多个服务业已经开放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开放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下一阶段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国务院的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修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开放。
我觉得外资投资今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国务院已经提出欢迎外资建立投资担保公司，鼓励外资的私募资金投资等。另外，我认为，应该鼓励外资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甚至外资的教育企业也可以进入，和中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以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
冯飞：我想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下去。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工业和制造业，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占全球FDI的比例在60%以上，高的年份会在70%。
此外，中国的服务业还欠发达，总量不够、水平偏低、结构也比较不合理。我们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实现服务业的结构升级。所谓结构升级，就是扩大生态型服务业、现代型服务业比例，实现整个服务业做大，提高其在GDP中的占比。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在开放中学到了他人的经验、管理、技术，使我们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服务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局面。外资加大服务业领域投资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再进一步扩大。
保持国家整体竞争力
《环球》：今年以来的加薪潮和招工难问题牵动了不少外企的神经。中国的低成本竞争时代是否已经终结？
王志乐：这个我无法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逐步提高。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同时，劳动者的质量也在提升。有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可能比中国便宜，但其性能不一定高。所以，从性价比来看，中国还是有竞争力的，而外企也能看到中国劳动力综合成本的优势。
冯飞：现在不能说是终结了，因为低成本竞争时代有些是非合理因素造成的。所谓“非合理因素”包括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不能反映稀缺程度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环境损害成本等。现在我们在慢慢调整，使其趋于合理化。
《环球》：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在争夺内迁的企业，会不会造成什么新的问题？
王志乐：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需要投资者，但是这里面不应该牺牲一些长远利益，比如环境、税收等。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应该创造一些软环境，给外企提供服务，如提供人员的培训、招收工人等，创造良性竞争的氛围。
冯飞：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中国地域广阔，虽然东部沿海要素价格成本提高较快，但中部、西部仍有优势。我们可以引导一些产业进行合理地梯度转移，通过空间的优化布局，维护既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中西部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说，物流成本较高、基础设施还较欠缺，产业的配套能力也不完善等。因此，中西部地区也不是遍地开花，而是有些地区有条件承接产业转移，有些地区目前还不具备条件。我想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某一个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而是整体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环球》：是否有不少外企考虑或正在迁往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王志乐：这种迁移近年来一直有。有的公司认为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效果好。比如说，他们去越南，也不一定纯粹是因为劳动力便宜，还可能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这也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选择，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自信。只要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外资。
冯飞：确实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比如说他们的纺织业工人成本只有中国的1/3。但中国的优势不是单一的优势，而是综合优势，比如说在产业的配套能力上，东南亚国家就比中国差了不少。还有中国基础设施的发达，政府的良好效率、发展经济的热情等等，组成了我们的综合性优势。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外资企业选择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可能走出去。这是合理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引进来”为主到一个“双向流动”的阶段。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抓住契机，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们就是要进行全球的资源配置，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化升级、整合，从中获得竞争优势。中国的企业如今也需要走这一步。
在“抱怨”中打开新局面
《环球》：最近国外媒体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的诸多报道和评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更以“批评中国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为题，回顾了近几个月来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批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声音？
王志乐：我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有一些确实是有根有据的。对外商的批评，我的观点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人不要感到刺耳或听不进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在外资的批评中前进，在外资的“抱怨”中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比如早期外商往往批评中国连电都没有，后来中国听进去了，现在中国的硬环境大大改善了。再后来，外商开始抱怨中国的软环境不好，这些抱怨咱们也听进去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了根本性改善。最近他们的抱怨是：中国不把外资企业当国民企业，不给他们国民待遇。我们对此应该认真对待、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是一个大国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认为外资企业也应该不断地调整观念，不要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动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虽然这些年中国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出现，或者有一些不太好的政策出台，但是主流的观点、主流的政策还是改革开放。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外商对今年国务院的9号文件关心不够。这个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体现了对依法在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但外商对这个文件所知甚少。我认为国外媒体存在一个这样的缺点，对中国存在的毛病反应很快，而对中国的进步，对中国好的政策，则反应很慢。所以，外国的媒体、外国的公司应该要一种这样的心态：不但能看到中国存在的毛病，还能看到中国的主流、主导思想是什么。
冯飞：中国企业在适应全球的发展环境，外资企业同样要适应中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些变化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在明显消弱；二是一些问题带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人民币升值的节奏问题；三是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虽然从企业层面来看，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是侵权的事情会多起来，但这跟国际贸易当中出现的贸易保护摩擦增多是一样的。事实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越来越糟，这是一个大方向。
《环球》：您认为今后几年，影响在华外企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乐：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首先在概念上，要明确外资企业的定位。很多人一说到外资企业，就把它看成是外国企业，实际上外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外资企业其实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同盟军。这些企业要在中国挣钱，就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与其母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其次，要创造一种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外企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相互促进。有了新的认识和好的政策，就有可能带来新的局面。
同时，我对在华外资企业有几个建议：其一，要强化本土经营，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其二，要强化低碳经营，抓住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契机，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其三，要强化合作经营，从制造环节的合作发展到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的合作，从硬件方面的合作发展到软件方面的合作，从国内市场的合作发展到全球市场的合作；其四，要强化合规经营。近10年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和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还要承担全球的责任，即不仅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
冯飞：首先，我想外企最看重的还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其次看重中国对外开放的大的政策；第三，现在全球面临以低碳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技术产业，还有新一代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征、为引领的新一轮产业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有跨越式发展。比如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去年已经是全球新能源增长最快的国家，超过美国。再比如，新一代的互联网、物联网的应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些都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兴趣。对此，我们要追求的是和外资在技术层面进行深入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并创新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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