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文｜CBN记者 王娜
景致在公交车穿越一片树林后，突然转变。
刚才眼前还是错落交织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但现在，林水洋只看见一座下过雨后坑洼的村庄，这里荒僻又脏乱。那些繁华，仿佛留在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满眼的狼藉和他本要安放理想的心对峙。
“欢迎来到北京，开始折腾吧！”同学姜南洋热情洋溢，他给刚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林水洋介绍了唐家岭这个安身之处，这可不是林想象中的北京，但这个穷学生只能接受。
林水洋走进一家小院，他大喊一声：“有人在家吗？”就这样，他住进了这间没有厕所、也没有窗户，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里。他的邻居有每月收入1000元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卖电脑配件的销售，也有每日踩着收废品的板车在唐家岭走街串巷的拾荒人，但更多的是像他这样刚毕业或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够低，于是大把的快乐时光都发生在了吃这件事上。那家每人18元的自助火锅店林水洋经常光顾，可没过多久火锅店就关门了，他和同学开玩笑说：“哥们儿，你看咱们把它吃垮了。”
林水洋逐渐适应了唐家岭的生活，并为自己找了些乐子。村民原以冬枣为业，没事时他就跑去打冬枣；一些摇滚乐队也聚集在这里，他下班后总是跑去看他们排练。姜南洋后来成了专做摇滚和民谣的十三月唱片的艺人总监。
那些快乐，就这样呼之即来，林水洋说自己是个心态够好的人。而在唐家岭的时光也成了他在北京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没多久他就进了门户网站新浪工作，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现在的理想，应该是成为很牛的工程师吧。”那是2005年，刚到北京的第一年，林水洋这样想。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林水洋就搬家了，他想要个能看得见阳光的房间。于是，一间月租300元的有窗户的房间成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处居所。只不过，他还是没有搬出唐家岭。两个月后，他又搬了一次家，夏天太热，他需要个每天能洗澡的地方，当时唐家岭有卫浴的房间每月租金400元，这已算是那里的豪华公寓了。
在唐家岭他最起码从来不用为找房子这件事发愁。来到这里随时就能住下，不需要繁琐的预约看房，更不需要找那些会从中赚上一笔的中介，只需在外面吼上一嗓子“租房”，就有房东出来迎接。房东们也都允许房客短租，哪怕是住上短短的几天。
林水洋把唐家岭的出租房分为四等：月租150至250元的是一个档次，4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有共享的宽带，上村里的公用厕所；300多元的房间，小院里就有共用的厕所了；再往上400至500元又是一个档次，有空调、卫浴和电视；还有更奢侈的千元套间，有客厅和卧室，独立的厨卫，是这里的顶级公寓。
在唐家岭住了半年后，林水洋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女友也来了北京，他要让她过得更好些。他搬到了回龙观，这里离唐家岭10公里，成片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关村和上地软件园区公司人的聚集地。林租了其中的一个两居室，月租1400元，还要另付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林水洋感到生活成本突然翻了4倍，一块钱再也买不到5个馒头了。400块在唐家岭能租到一间房，但是在回龙观却只能租到一张床了。
“我去他回龙观的家看过，那房子和唐家岭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姜南洋说。姜在林来北京前就搬出了唐家岭，他是最早一批住在唐家岭的外地人，从2001年开始就住在那里，直到2004年。姜南洋还在唐家岭认识了一位姑娘，他觉得这姑娘工作真拼命，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到王府井去上班，晚上常常12点回来。后来，他就喜欢上了人家。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离开后，林水洋经常会怀念起唐家岭，他带女友回去过，领她去看自己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村口那家牛肉面馆还开着，花上5块钱就吃饱了。现在林水洋早已实现了成为很牛工程师的理想，他已是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的产品总监，薪水和刚工作时相比翻了10倍。
后来，林水洋听到了关于唐家岭要拆迁的消息。今年3月，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做了关于唐家岭的节目，电视里一个叫冯林的唐家岭蚁族说：“我是个鸟人，但鸟人总有一天会飞起来的！”林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在微博里写道：“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林水洋决定马上回唐家岭看看，他怕再也看不到5年前的那些熟悉景致了—曾经住过的狭小房间、物价便宜的菜市场、甚至密布小广告的电线杆……它们都将沉重地砸向地面、然后消失，被即将到来的繁华取代。
创业
“那么苦的生活，你就会想着，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儿来。”
文｜CBN记者 王娜
聂巍那辆风尘仆仆的菲亚特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跑了17个小时穿越1566公里后停在了江西老家的院子里。这辆小巧的车上载满了被褥、衣物，一开车门它们就要掉下来。
那是2007年7月，聂巍带着妻子离开生活了4年的北京去往广州，中途在老家停歇。但他觉得自己还会回北京，这个想法很强烈，就像当年执意北上北京一样—这里有中关村，在聂巍看来，它是个孵化IT公司的天堂。而创办一家IT公司是聂巍大学时的梦想，虽然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2003年6月，华东交通大学毕业的聂巍被分到了铁道部下的铁19局，他没有去报到，他要去中关村。这个对北京完全陌生、专业又不对口的年轻人很快尝到了冒险的苦头—聂巍和两个同学租住在了唐家岭。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是房东私自在屋顶搭起来的，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仅能放下一台电脑的方桌外，什么也没有，而那张床也仅能容下两个人，另外一人必须睡在地上，它的租金是每月200元。
没有地方做饭，3个人平时吃得最多的是村口两块钱一张的烙饼，再合着买一份5元的酱菜，这并不算糟糕，真正让聂巍感到沮丧的是上厕所这件事。他需要步行6分钟才能到达村里的一处公共厕所，冬天，寒冷总是让这6分钟显得漫长；而夏天那里面臭气熏天，聂巍每次上完回来都要冲凉，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散去身上的臭味，他甚至不敢在厕所里抽烟，怕那里过重的沼气一点就着。
而那些投向互联网公司的简历，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家公司给这个学土木工程的毕业生打电话。为了维持生活，他进了一家叫新兴保信的建筑施工公司，负责指挥农民工们挖地基，每月工资1500元。
聂巍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西南三环的万年花城，工作总是夜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个月，有两道菜聂巍再也不吃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因为那时他每晚宵夜都是这两道菜。接着他又被派到东四环外去挖百子湾1号，在挖了一个坑后，那晚聂巍坐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发呆，他想起当初信誓旦旦来北京的目标，而现在做的这些离目标那么远。第二天他辞了工作在唐家岭待业，靠找家里要钱维持生活。
“跟我干MBA网络远程教育培训吧。”有一天同屋的彭云对聂巍说。彭云之前就是在一家同类性质的公司工作，现在他和另一位同事打算自己做。聂巍听了很兴奋，他想自己要进入互联网行业了，而且是和别人一起创业！
前3个月，聂巍和彭云都在做网络平台的技术搭建工作，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忙碌到两点多，彭云更是辛苦，因为他第二天早上7点还要赶去上班。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第四个月他们就赚到了7万块。有了钱，聂巍和彭云搬进了唐家岭一栋每月租金2000元的房子里，这里面住了10个人，有厨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已比之前的住处好了许多。
但平台搭建完、赚了钱后，彭云那个负责招生的同事很快就把他们踢出了局。就这样，聂巍的第一次创业仅维持了四个月。
聂巍又开始了待业的生活，这次他投向互联网公司的海量简历终于有了声响—2004年6月，聂巍进入了一家叫领克特的韩国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做网站联盟，他成了国内第一批做站长联盟的人。工作步入正轨的聂巍很快搬了家，他离开住了一年的唐家岭，搬到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富人区的万柳，和朋友租了一间100多平的两居，每月租金2400元。
10个月后，领克特高层动荡，聂巍带着他在这家公司积累的经验加入了百度，这家公司当时正需要做站长联盟的人才，他很快做到了业务经理的职位，年薪超过10万。
此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论坛开始邀请聂巍当嘉宾，他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华南投资了很多项目都做得不好，想邀请聂巍去投资项目做市场总监。
聂巍喜欢这个机会，他想，自己最终还是要创业的，这份工作能让自己离目标更近一些。离开工作了两年的百度，聂巍开着他的菲亚特一路向南，中关村渐行渐远，消失在身后，而梦想却重新启程。
然而聂巍只在广州待了10个月。2008年5月，他被猎头挖去阿里巴巴的线上广告买卖平台—“阿里妈妈”任市场副总监。上任前，聂巍又开着他的菲亚特回了趟江西老家。这次他是要去杭州。但这个类似百度联盟式的开放平台运作得并不成功，聂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要求业务量快速提升，聂巍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欠着3000万的广告流量。2008年9月，马云将这个失败的项目整合进了淘宝网，推出淘宝客。
聂巍离开了阿里妈妈，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奇虎360做市场副总监。但创业这件事，聂巍不想再等了，他开始寻找机会。
今年3月，一家名叫“爱这茶语”的B2C网站上线，上面卖的是主打女性下午茶的花果茶产品，除了自身网站销售，淘宝和一些团购网站也是它的主要销路，6月份，这家网站的销售额做到了10万，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聂巍。他的这个项目已经融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这个一心想在北京中关村创业的年轻人始终没有把公司开在中关村，他和同学的第一家公司开在了距离中关村11公里的唐家岭；第二家公司则是在离中关村24公里、朝阳区高碑店的一栋别墅里，因为这里离他买的房子更近。
而那辆载着聂巍来来去去的菲亚特，也换成了一辆更商务的别克君越。他还是在北京安定了下来。
奋斗的起点
唐家岭并不孤单，类似还有地下室、多人合租的公寓等。80后公司人用其就业之初的经历表明，奋斗精神在他们身上并不稀缺。
文｜CBN记者 王娜
参与调查记者
王超 谢灵宁 杨樱 龚鸿燕 肖可 陈锐 陈伟 陈旭 崔鹏 顾燕萍 杭晓琳 兰红 刘翔 宁华 邱珈 杨轩 王林 昝慧昉 赵慧 赵蓉 王娜 刘长江 刘荻
2003年，王蒙从北京城市学院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她花300元租住在了海淀区知春路的一处地下室里。这里脏乱阴暗，但最让她痛苦的是地下室里手机没有信号。对于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手机信号更重要了。于是，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走向地面，一直在外面呆到下午6点。她期盼着手机能快点响起，好就此摆脱暗无天日的生活。
相比住在城市高楼底下的这群黑客，唐家岭的蚁族要幸运一些，起码他们的房间偶尔能有阳光照进来，但有时候进来的可能是小偷。在公司人住平房的经历中，遭遇小偷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
当然，有些人甚至租不起房子。一位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住的是30元一天的地下室，找到工作后，他想让自己住得好点。但找到房子后他发现，交完中介费，自己只付得起两个月的房租了，但房东要求押一付三，他只能先欠着一个月的租金。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随机抽取北京、上海、深圳的100位80后公司人进行问卷调查时了解到的故事。这次调查旨在了解毕业于国内普通高校的80后公司人们工作之初的生存境况。统计结果显示，其中住过地下室的公司人有10人，当初住在类似唐家岭这类平房中的公司人有25人，更多的公司人选择了过群居生活—有56人。他们宁愿和同学、同事或是陌生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而这样的群居通常都在4人以上，有的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8个人。找间公寓合租，上班更近，距离城市的繁华也更近一些。但大多数公司人也受够了群居的日子—邋遢的室友、没有隐私的生活、排队上厕所的尴尬……
与这样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是便宜的房租。有29人每月租房金额在100至300元之间，每月租金超过1000元的仅有8人。刚参加工作薪水微薄，让他们只能租得起低价位房子。100位公司人中，有59人就业之初的工资在3000元以下。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租房子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房子可不是这么好找的，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们被迫频频搬家。调查结果中，搬家5次以上的公司人，有38人，而搬家超过3次的，达67人。有的人曾在一年内搬过4次。
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刘向林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搬过6次家。有一次她抱着行李坐在出租车上，却不知道让司机开去哪里—她要搬家，但还没找到下一个住处。她想起也许可以先在同事那暂住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到达同事的住处后，她开始把行李一件件拿下车，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耐烦地把她还没来得及搬开的行李扔到地上，车门嘭地关上疾驰而去，剩下她和行李呆在雨中。
因为囊中羞涩，除了租房要节省，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要省吃俭用。在公司人的回答中，有35人就业之初的开销每月在1000元以下。
一位郑州工业大学毕业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和老乡两人在浦东大道和桃林路交界附近以月租150元租了一处平房，那阵子两人连方便面都舍不得吃，只吃不加菜的水煮干面条。
几年的奋斗之后，他们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现在工资每月在3000元以下的，仅有8人，现在，每月6000元至1万元这一档人数最多，有28人。
大多数公司人在收入增加后选择租住更好的房子，有的甚至已经买房，有31人。但是，已经在北京买了房的宋晶说，比起之前那段群租的生活来，现在的生活压力更大。她现在每月赚5000元，新房还未入住，月供需要2000元，正在租着的房子每月需要支付1700元，加上生活费，最惨的时候口袋里加上银行卡上，只剩下49块钱。
不过，还是会有人羡慕买了房的她。一位月收入近2万元、工作了4年的公司人因为买房这件事心理落差巨大。去年年初，他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买得起房子，可一年间房价飞涨，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租房的日子。一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6年的公司人说，曾经以为只是买不起房，现在发现也快租不起房了，房租涨了，城里随便一个两居室都要3000元。
尽管想法和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些公司人在回忆起工作之初的那段岁月来，感受却是一致的—没有那个时候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一位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女性公司人对那时的自己说：你坚持住了，你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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