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间，王华元利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71万余元；王华元还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95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王华元的刑事责任。
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有关证据，王华元委托的律师出庭为其进行了简短的辩护。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挪窝落马”与“带病提拔”
实际上，“挪窝落马”的官员到新岗位任职前都有一个任职多年的实权职位，而且大多长期处于不受实质性监督的失控状态。
往往，这些高官将实权职位上强势腐败的惯性带到了新的岗位上，甚至“带病提拔”。
2009年10月，宁夏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落马。此前，李堂堂升任陕西省政府副省长。期间，他为了进省委常委，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方式指使、纵容8人为其进省委常委班子拉选票，受到中央纪委查处，并决定给予李堂堂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虽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但李堂堂仍续任陕西省副省长。2008年5月，李堂堂随后“带病上岗”，转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直至落马。
陈绍基受贿的轨迹也从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等实权职位，一直延续至政协主席，无法刹车。
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曾任陕西省宝鸡市市委书记10年，由于贪污受贿、失职渎职、乱搞两性关系，民愤极大，群众举报了9年也没能挡住其升迁之路。2003年1月，他从宝鸡市人大主任职务上提升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而举报他的人却屡屡受到威胁打压。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因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处以死刑。1992年到1998年，他在担任海南乐东县县委书记、东方市市委书记期间，虽然从1994年开始，就陆续有群众反映他的问题，但这些举报信大多被转到东方市，最后不了了之。他却一直被作为干部“苗子”培养，步步高升。谁知，在他刚升任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离开东方市仅20多天，就翻身落马。
与王华元任职地点“挪窝”后落马不同的是，大量“挪窝落马”案例最终发生在政协。
作为权力监督机构，却不断有官员腐败落马，政协的尴尬显而易见。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根据以往发生的案件分析，政协官员落马多数属于东窗事发，真正导致他们下台的，大多与其主政政协期间无关，而是在之前领导岗位上的违法乱纪行为。
2009年10月24日，黄瑶接受组织调查时，正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而其被揭染指扶贫项目，却是与10年前任贵州黔西南州委书记有关。
此外，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是在任黑龙江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大量贿赂买官卖官。安徽省原政协副主席王昭耀是在担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副省长位置上成为巨贪。
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认为，很多官员大权在握时，因为人脉关系很深，监察部门一般难以调查。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后，其拥有的权力小了。随着问题的相继暴露，这时再调查，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欲擒故纵。”张鸣说。
他认为，不排除这是有关部门已发现官员有腐败迹象，但为了排除干扰调查的各种因素，才把其转任其他新的岗位当做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牢固的关系网也就破了，想巴结他们的人就不再巴结了，告状的也就不怕再有打击报复了，上面也就好查处了。
“剥离”，不失为一种智慧
林喆：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导。1993年起研究中国腐败问题，国内知名反腐专家。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记者：王华元是继陈绍基、郑少东后，近20天第三位接受审判的前广东高官，这是一个巧合吗？
林喆：据我的了解，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官员腐败更严重。我接到了大量来自各地的举报信，更多也是来自于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沿海地区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更要注意官员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官员的道德责任。为什么任用官员要以德为先？这涉及用人制度问题，用人制度是源头。我一直讲廉政建设就是两点一线，两点是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一线是贯穿于始终的民主制度。
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王华元是被调到浙江赴任后才落马的，而类似于这种“挪窝落马”的案例也很多，其中隐藏的原因是什么？
林喆：我想原因在于“带病提拔”或者叫“带病上岗”的现象。近些年来，这种现象比较严重。
记者：中纪委也曾设立了“带病提拔”干部选拔任用过程“倒查”机制，这样有关部门能不能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干部人员问题呢？
林喆：这首先得了解调动过程中谁来负责审查。如果属于用人失察，则要启动问责制，追查这个贪官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是谁提拔的。在领导班子表决的时候，有一些班子成员对用人问题不表态，认为出了问题责任在于拍板的“一把手”，这样的情况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关键在于，问责制需要一个具体的操作部门。另外，谁监督的，也需要追究监督缺位的责任。
对于那些群众投票不及格率很高的官员，让他继续留任，有关方面应该做出合理解释，并进行公示，这也是民主的表现。但我们现在只有头，没有尾。
记者：可是在事后的解释中，相关部门的理由往往是“该名贪官隐藏太深”，对此，您怎么看？
林喆：对于腐败官员的行径，普通老百姓都能觉察，何况本单位或系统内的人员呢？这是因为小团体主义思想在作祟，形成了宗派圈子、裙带关系。
我们称之为“群蛀”现象，在各种权力的层层袒护下，已有的监督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尽管有种种腐败迹象，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或许多恶性劣迹甚至已成为社会的公开秘密，问题官员依旧岿然不动，甚至是“边腐边升”。“群蛀”现象再次暴露出某些管理制度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监督制度的失灵。
记者：王华元在广东和浙江两地都担任纪委书记一职，而最终恰恰是监督者出了问题，监督者又该如何被监督呢？
林喆：我在给纪委书记们上课时就讲过，党内责任追究到纪委的时候就很危险了，“疮口流脓”是有一个积蓄的过程的。
监督部门需要监督，其实也并不缺乏监督。目前我们有五大监督体系，制度是有保障的。主要包括：党内、党外、法律、媒体、群众。各种监督体系需要相互配合，产生合力。
记者：那如何使这五大监督体系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呢？
林喆：首先要特别发挥好党内监督的作用。党内监督主要包括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还有普通党员。现在在党内，普通党员发不出声音来，党委会不起作用，问题比较严重。这也就是最近的中纪委全会、中共中央全会都特别强调完善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党外监督则是民主党派进行监督。法律监督除了司法层面，人大负责任命干部也应起到监督的职责。媒体监督目前做得比较到位。目前有一半的官员落马是因为群众监督而查处的，关键在于怎么保护我们的举报人。
记者：有专家分析，“挪窝落马”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反腐策略，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林喆：如果“挪窝落马”是相关部门办案的一种策略，不失为一种智慧。采取“剥离”方式，使其跳出原有的小圈子，离开其权力盘根错节的实权部门。一般而言，曾经的小团体成员都不会对一个离职的干部进行袒护，纪检部门查处起来阻力也相对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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